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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引申到萨满的话题上，也可以说不同人眼中的萨满也是不同的。在一次闲谈中，某位友人说萨满就是“跳大神”的，还有人说萨满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奇装异服”，也有人说关于萨满她什么都不知道。

《原始之美》书封

还未接触《原始之美》一书时，提到萨满，我脑海中出现的是头插羽翎，执鼓、仰面、歌啸的萨满形象，这也许是某次互联网冲浪时无意间编码进脑海中的信息。相比于友人的“言之凿凿”或“莫衷一是”，我这种具象的编码其实并未高明到哪里去，本质上都是因不了解而得到的浅层或者表象的认知。不过，幸运的是，在编辑、阅读和思考《原始之美》的过程中，我对萨满和萨满教在18世纪以来的发展有了基本的了解，也更清楚与许多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它不能用一个词或一两个词来表达，它是复杂而多元的。

不管它在不同时期呈现了何种表达形式，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它是更个人化的，是内向于心的，萨满教之旅其实是一次抵达——抵达自己的内心，回归某种平衡。对于这种个人化的解读，本书译者、也是我的好朋友苑杰笑着说：“你这是萨满化了。”我不置可否，但也许更表面化的是，“萨满化”背后的逻辑是我们普遍存在消解焦虑的诉求。生活于水泥丛林中，内心躁动者有之，美洲那种一望无人的丛林或许能让人获得暂时的宁静；渴望自由者有之，“要自由就出发”，这不是一种口号，在灵性追求者那里，踏上幻象之旅、为自己寻找精神栖息之地，无论何时都不晚；厌倦喧嚣者有之，想要摆脱喧嚣更容易，拿出一盘鼓声磁带坐下来，进入某种冥想状态，个人就可以沟通天地。这就是抵达，每个人的抵达方式不一样，相同的是，都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对千篇一律的生活的反叛。

本书不是在枯燥地解读什么是萨满教，或者什么是萨满。作者只是把18世纪以来萨满教的演化，以及它逐渐走向“新纪元”时代的过程一一呈现给我们。我作为出版社的一员，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既是读者，也是编辑，更是一个荐书者。作为读者，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启示；作为编辑，我努力为原本就很优美的译文锦上添花；作为荐书者，我要给读者分享关于本书的很多故事。

尽管在当下西方“新纪元”运动者眼中，人人皆可成为萨满。但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萨满却经历了妖魔化、骗子化、精神病理学化、普遍化、理想化以及多样化等阶段，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接受、被欣赏和被重新运用。

一、萨满之旅

（一）萨满作为被猎奇的对象

俄罗斯帝国皇室对萨满的态度就很典型，以完全猎奇化为主。

彼得大帝曾命令西伯利亚总督去寻找三到四个萨摩耶萨满并把他们带到莫斯科。不过，那位总督寻找部落“魔法师”的速度太慢了，彼得大帝不得不再次发布命令，责令其认真执行，要求尽快把萨满送到宫廷，告诫他“不要找任何借口”，甚至威胁他“如果再找借口不把萨满送到莫斯科来，我就让你交罚款”。最终，那位总督为了完成任务，把一批并非灵性实践者的普通土著人送到宫廷中，让他们加入宫廷小丑的行列去取悦沙皇的客人。

彼得大帝在1722年及两年后又下令要求送一批“魔法师”到宫廷中去。这一次这位沙皇策划了一个宫廷盛会，需要四个萨满和若干“纹面人”土著家庭，“纹面人”是当时的俄罗斯人给服饰华丽且具有独特纹面习俗的通古斯人起的绰号。彼得大帝1724年发布的命令记载了有关详情，他命令西伯利亚总督“‘要带着热情、不要找任何借口地’去各部落中寻找萨满，把他们连同他们‘完好的萨满服饰和萨满鼓’都带到宫廷中来”。总督当然也想把最好的萨满送给沙皇。最终，当地的热心官员找到了25位土著灵性实践者，把他们送到了宫廷中。”后来的女沙皇安娜沿袭了举办宫廷盛会以展示俄罗斯帝国地大物博和民族众多的传统。1740年，安娜曾为两位宫廷小丑举办过一场“搞笑婚礼”，并且非常盛大，参与者达200余人。

（二）萨满是骗子吗？

一些民族志学家对萨满的看法也可以看作萨满曾被污名化为骗子的代表。历史学家缪勒1738年到达布里亚特之后，听说在去往伊尔库茨克市途经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一位著名萨满拉扎尔·戴伯格洛夫，于是他命令当地官员把这位萨满送到伊尔库茨克市去。在地方官员把萨满送到他那里之后，他又了解到那个小镇上还有两位能量更大的、“能在仪式中用刀割和刺自己”的萨满，于是他就又命令地方官员“把那两位萨满及其全部装备，包括他们用来砍自己的刀都带到伊尔库茨克”。为详细分析萨满降神会和揭露萨满的诡计，缪勒还命令一位萨哈女萨满先后两次为他和他专门挑选的另一位观察者格梅林做仪式。在观众观看仪式并揭穿灵性实践者之后，缪勒逼迫那位女萨满签署了一份自我揭露的证词，让她声明自己的灵性实践完全是骗局。缪勒在相关记录中写道，“她怕丢掉声誉”，所以抱着也许能够骗到科学家的侥幸心理去做仪式，但“她却做不到真的用刀砍自己却不受伤”。事实上，真正的萨满只是一种文化传承，与骗子无关，但萨满除去这一污名要经历的远远不止被误解甚至被伤害。

（三）病理化的解读

关于病理化的解读，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有着不少的见解。

学者苏耶夫认为萨满是“北极癔症”的一种表现：一是“疯狂”，二是“令人感到恐惧”，他因此将这两点看作萨满所从事职业的特点。苏耶夫曾带着十分吃惊的态度观察过几次萨满降神会，认为这种仪式充斥着“疯狂的激情”。这个年轻人还曾亲眼见证过几次所谓“北极癔症”的发作：病人在癔症发作时处于发狂状态，会模仿周围人的动作，也会突然痉挛和抽搐，或攻击其他人并毁坏东西。确切地说，学者们也没搞清楚这种疾病普遍见于北极地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们列举了若干可能的原因，如缺乏维生素、长时期的极夜给人们精神上造成负面影响以及殖民压迫给人们造成心理影响等。而这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点是，苏耶夫将萨满的癫狂行为与“北极癔症”都归为疯狂行为。

（四）幻象之旅

死藤水萨满教和致幻剂则又能让很多人生发出无限联想，幻象故事既神秘又神圣，而用现代科学解释其实非常通俗易懂，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痴迷于此，丛林的故事就此展开。裸盖菇、死藤、佩奥特仙人掌、毒蝇伞……这些魔法植物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未知的神秘。享受一场幻象之旅，不仅成为一种死藤水萨满教的仪式，更是很多人与自然亲近的方式，其间的故事也千奇百怪。神圣蘑菇是由美国投资银行家沃森及其妻子瓦伦蒂娜发现的，这也开启了致幻蘑菇和早期宗教之间关系的研究。关于致幻植物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只列举一二。比如，蘑菇和尿液之间的神奇联系。据了解，毒蝇伞的致幻成分在通过人体时不会消失，而是会留在尿液中。从老一辈西伯利亚探险家的游记中，沃森了解到，在科里亚克人及其邻居伊特尔曼人中，那些无法接触到毒蝇伞的人会去喝吃过这种蘑菇的人的尿液，然后就能享受同样的幻觉效果。例如，18世纪的俄罗斯博物学家斯捷潘·克拉舍宁尼科夫开玩笑说，“定居的科里亚克人对蘑菇的尊敬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不允许吃过毒蝇伞的人把小便洒在地上，而是把他们的尿液收集在一个盘子里喝了，然后他们也像吃过蘑菇的人一样发起疯来”。与沃森同时代的德国博物学家约翰·格奥尔吉也以类似的方式告诉他的读者，尤卡吉尔萨满“在进入入迷状态之前要好好喝一顿尿”。

（五）谁打开了“故事篓子”？

最让人觉得轻松的是故事化的萨满和萨满教，这归功于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文本《唐望：一个雅基人知识之路》，“唐望”以系列故事的形式呈现，而该系列故事也为萨满和萨满教的话题开辟了另一个进入和解读的路子——正如本书所说：我们都是故事篓子。西方灵性实践者用另外一种方式将萨满教研究、萨满教实践以及萨满教的纸质媒体化融合在了一起。一个民族学学生用一篇论文叩开了研究萨满教的大门，然而关于他所塑造的萨满唐望，是真有其人或者只是杜撰的，卡斯塔尼达语焉不详，追随他的人宁愿相信故事的可靠性，获取自己想要的，远比质疑没有必要的更重要。于是，萨满教的西方灵性之旅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灵性领域，讲故事的人和有故事的人会聚在一起，成立新的灵性团体。当然，这种“新纪元”运动也遭到了很多质疑，土著传统的拥有者认为他们是“窃取”萨满象征的骗子，痴迷“新纪元”运动的灵性实践者则持文化无国界的观点。争论远未结束，而萨满的故事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展开，多样化、丰富化而又无限可能化。

萨满仪式

二、编辑之旅

（一）美丽的相遇

编辑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遇见，与很多人的遇见：作者、译者以及故事中的人物。译者苑杰是萨满教研究方面的专业人士，也我是多年的朋友。同时，我们都是急性子，不过，如果急性子也分级别的话，我属于六级，也就是大学英语六级的水平，苑杰已经是专业八级了。她执行力超强，在我看来很多事情可能还要缓冲一下，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走在路上了。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推进很顺利，不管是修改稿件，还是联系作者本人，都归功于这位“八级”选手。

自从编辑稿件以来，我们最多的对话，都是通过纸笔，真切地还原了一种“笔谈”方式。每每我都觉得改到没有空隙的时候，她返回来的稿件又用接近隶体的笔体填满了空隙，遇到比较少见的术语，还会加上详细的译者注。追求对原著的无限接近，又不拘泥于中规中矩地呈现枯燥的文字，是译者对本书的创造性贡献。希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字会让读者耳目一新。

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宗教研究学者安德烈·A.茨纳缅斯基，我们通过邮件联系也是得益于苑杰，缘起却是一些疑惑。原著提及一个名为Jon van Vanysslestysn的学者，让我颇觉奇怪，Vanysslestysn的Van似乎是一个赘余，于是全书查找，确实有第二处存在，符合编辑书稿前后一致的规范，表面上似乎没有问题。当我知道苑杰与茨纳缅斯基有过沟通的时候她与茨纳缅斯基教授联系，果然，回复是后面的Van是误写的。书稿中的另一个错误是Maria Gimbutas，这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学者，根据前后描述，她应该是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很显然，Marija误写成了Maria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茨纳缅斯基发了邮件，没想到他秒回，并表示歉意，确实是Marija。更正了一个错误，我们都很高兴。我还想引进出版金芭塔丝教授的另外一本书《活着的女神》，但因为她1994年仙逝，无法联系版权，所以我又写了邮件请茨纳缅斯基帮忙。茨纳缅斯基表示他也未能与金芭塔丝教授的家人取得联系，虽然遗憾未能与金芭塔丝教授的书二次结缘，但也很感谢茨纳缅斯基的高效回复。

（二）有趣又好玩的事

在编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章节，尤其是寻求灵性追求者的故事。比如，“新纪元”运动中出现的萨满鼓诊所，就有几位“病人”：一对夫妇来问询是谁偷了他们的卡式录音机，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怀疑对象，所以前来和萨满确认一下；一个妇女因为她的女儿前一天去上班了，到第二天还没有回家，所以前来求助。

再比如，卡斯塔尼达，一个在“新纪元”运动者眼中类似“教父”一样的人物，也会在某种偶然中成为他自己所痴迷的“现实是一种社会建构”理论的受害者。1970年，卡斯塔尼达在还是一个博士生时已经是知名作家了，他和他的朋友伯克利人类学家迈克尔·哈纳一起去了伊萨兰研究所，他要在那个周末的萨满教培训班上协助后者。培训结束后，他们两人与其他留在伊萨兰的反主流文化学者一起接受旧金山电视公司的采访。在采访中，卡斯塔尼达开始阐述他最喜欢的话题，即“现实其实是不存在的，人们所感知的现实只是社会共识的产物”；他随后还抛出了一个反问： “我如何知道我存在?”听到这里，坐在旁边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弗里茨·皮尔斯迅速转过身来，给了卡斯塔尼达一记耳光，很显然，他只是为了给卡斯塔尼达一种真实感。每次编辑到这里，我都会笑，这种美式幽默不管从哪个方面都给了“新纪元”运动者一个提醒：走得太远，人会被自己绊倒。

又比如，在某一时期，当萨满用品变得不合法的时候，一张画了萨满鼓的纸就能成为人们随手可得的萨满法器。某次，看稿子累了，我也闭上双目，想象着像萨满一样看到迷人的幻象，听到某种神示的声音，然而听到的仍然是嘈杂的工作环境声音，我就知道于我而言，所谓灵性其实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修行”。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致幻蘑菇的部分，每每编辑到自己的知识盲区不分，求助于网络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8月的时候，我的百度头条赫然出现了“男子误食野生蘑菇产生驾车幻觉，主动‘自首’”这样的新闻标题。我心下一惊，也许是互联网记住了我的偏好“投喂”给我的新闻。我点开浏览，原来是误食了具有致幻作用的“见手青”，虽无涉萨满，但这位新闻当事人的致幻体验是货真价实的。在一笑置之的时候，我也知道，新的世界正在打开，不管是萨满，还是借助萨满这种形式在苦苦追求灵性的人，都走在路上，未来的可能性是几何级数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