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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马什出生在牙买加，曾在伦敦、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留下痕迹，她到访过非洲之角和里约热内卢，探索过印度次大陆，还曾被囚禁在摩洛哥苏丹的深宫。她参与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土地投机和国际走私，数次被卷入奴隶制度之中。她的一生也是宏大历史的一部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帝国战争、洲际贸易、奴隶贩卖与航海移民深刻改变着世界，也重塑着她的人生轨迹。这是《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个女人的世界史》（以下简称《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所讲述的故事。作者琳达·科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原著于2008年出版，即颇受好评。近年随着微观全球史研究在中国的普遍接受和流行，相关著作、译作接连出版，琳达·科利培养的一批青年才俊，如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其著作《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也先后推出了中译本。今年二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了《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的中译本，这部著作被历史学界视为微观全球史的奠基之作，此次中译本的面世于读者而言可谓“相见恨晚”。3月2日，由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教授陈丹丹创办的全球学术平台“全球研究论坛”（globalstudiesforum.com）特邀苏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魏涛策划召开“全球微观史”圆桌论坛，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吴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肯学院（Randolph-Macon College）副教授张德文，以及台湾地区“中大”副教授蒋竹山，一起以《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为切口，探讨了微观全球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幸运的小人物：发现伊丽莎白·马什

伊丽莎白·马什不是名门贵族，也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历史贡献，一个小人物何以能得历史学家之青眼，专门为其写一部书呢？在圆桌论坛的开始，主持人魏涛对琳达·科利的学术经历做了介绍。

琳达·科利治英国史，早期的代表作有1982年出版的In Defiance of Oligarchy The Tory Party 1714-60，研究的是1714年到1760年的托利党。第二本专著是1992年出版的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中译本《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2》由商务印书馆于2017年出版），讨论的是英国人的自我认同。之后，又有2002年出版的Captives：The Story of Britain's Pursuit of Empire and How Its Soldiers and Civilians Were Held Captive by the Dream of Global Supremacy，这本书以俘虏为研究对象从海外视角研究英国史，正是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科利接触到了伊丽莎白·马什。

马什本人留下了两份文字资料，一是以她被俘摩洛哥的经历写成的回忆性文字——《女俘虏》，二是以她后来在南印度的旅行经历写成的游记。以这两种资料以及马什家族留下的一些资料，科利写成了《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伊丽莎白·马什的幸运不仅在于历史学家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发现了她，关注到她，并由此继续深入，挖掘出关于她的更多的资料，更在于，伊丽莎白·马什在她生活的时代，留下了关于自己的文字。

“相较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伊丽莎白·马什是比较幸运的，她处在一个妇女地位已经得到提升的时代，18世纪中后期英国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人可以阅读，其中妇女的比例应该比较高。这也是她能够留下资料的时代背景。但更多的女性，就像马什一样有着全球经历的女性，我们根本是看不到的。”张旭鹏在发言中，谈起了伊丽莎白·马什的故事中那些在她身边而无姓名的女人，“以马什的母亲为例，她出生于加勒比海地区一个跨种族的婚姻的家庭，当时白人和黑人的结合很多。马什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白人，第一任丈夫死了之后，她的第二任丈夫就是马什的父亲。马什的父亲娶她，其实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因为她第一任丈夫是一个比较富有的船商，留了一笔遗产，马什的父亲从这个婚姻中获得了这笔遗产。这也是当时很多普通英国人去加勒比海地区，或者去其他殖民地，实现身份跃升的一个有效途径。其实马什的母亲也拥有一部全球史，但是她却没有任何留下任何东西，甚至在这本书中她的母亲连名字也没有。这些跨种族婚姻的女性尽管有全球性的经历，但在历史中，依然处于一个没有历史的地位。还有马什的儿子，他在印度找了一个当地的女人也生了孩子——书中特别提到他找了印度的‘女伴’，这个女人在他的家族中也没有名字，甚至马什的孙子也找到一个印度女伴，也没有名字，不仅没有名字，他们生的混血女儿还被马什的孙子遗弃了……也就是说，有更多具有全球性命运的人其实是没有历史的。”

伊丽莎白·马什留下的文字使其成了幸运儿，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讲，马什留下的资料又是极其有限的。那么，琳达·科利这部经典之作是如何完成的？

何以经典？——微观全球史的写法

在分享阅读体会时，吴愁从四个方面对《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书的特点做了整体评述。

“第一个特点是这本书是以一个人来带动这个人所处的整个世界，将个体命运置于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这种研究或者说写作呈现的方式，既很容易将读者带入阅读，又把著作带上了一个哲学的高度，探讨了个体命运置于世界历史宏大车轮的哲学命题。这体现了全球微观史的魅力所在。

“第二个特点，这本书其实讲述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史，迎合了近些年女性史的整体发展，以及自下而上进行历史书写的取径。另外，历史中常见的女性，比如皇后或是重要人物的妻子，或是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修女等等，而马什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平民，被迫迁转，流动于欧洲、地中海、美洲、北非、印度次大陆等。她一生的重大遭遇都植根于18世纪历史的宏大潮流中。所谓‘宏大潮流’，比如说18世纪地中海的奴隶贸易，乃至在当下历史书写中都不为人所知的由海盗引发的白人奴隶贸易，还有七年战争、英帝国的扩张，等等。平民女人与大时代的风云诡谲，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这也是本书极其具有吸引力的一点。

“第三，本书采用跟踪扩展式的写作手法，将个体与宏大世界之间的关联处理变得平滑圆润、不留痕迹。跟踪式写作手法，尤其被用于流动的人或物的写作当中，琳达·科利在这本书中主要是跟踪伊丽莎白·马什的人生线，在具体的事件中，再扩展与事件相关的历史人事。比如说讲到第一次女主被俘虏于摩洛哥，科利就会分析，她所乘坐的船为什么会被劫持？然后就会讲到巴巴里的海盗，以及1755到1756年，英国和摩洛哥之间关系的恶化。摩洛哥国王出于自身的政治野心，蓄意劫持英国船只以此作为对英谈判的筹码。接着细化到伊丽莎白两次被传唤，单独面见摩洛哥国王，尤其是第二次，科利进而展开书写摩洛哥国王的个人魅力——穿衣打扮、个性特点，讲述他的从政风格、政绩以及政治野心，再进一步讲述18世纪摩洛哥的地理政治和商业需求，等等。在这些扩展描述中，作者又不无高度地概括：摩洛哥国王是一个商人政治家，是那个时代的原始全球化的创新人士，并且论及原始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多中心现象，穆斯林也积极地参与、推动了这一进程。如此，一些历史性的洞见跃然纸上。讲完这些宏大背景，作者笔锋一转，再回到女主。

“本书的第四个特点，这是一个女人的世界史，这里体现了大量的女性独特的心理活动，以及女主的女性视角，就是说这本书的女性中心特征，以及比较强的文学性和故事性——这体现在书中大量的细节描述。对读者而言，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感是比较好的。作者围绕伊丽莎白·马什的一生展开，基于史料以一种探案式的分析，可以说百分之八十地呈现了女主的一生。基于史料，这本书虽然不能够像真正的文学作品那样去过度弥补和想象女主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但对于女主的婚恋情感、人生中的几个大胆选择和决定，作为读者可以感受到，伊丽莎白·马什的命运归因于她所处的时代，同时，她经历的磨难中，其个人性格和选择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呼应了个体和时代命运这样的主题。这样的写作和表达，令人耳目一新，读起来非常具有吸引力，可以说是雅俗共赏的一本书。”

吴愁的评述，尤其是她所言的第三、第四个特点即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前面的提问——史料的解读，写作的技巧，以及适度的想象。其中，史料是最基本的。琳达·科利面对一个普通女人的有限史料，她完成的作品令人称赞，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张旭鹏在发言中针对史料不足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张旭鹏认为，马什留下的资料，并不完全足够支持历史学家去进行一个全球性分析。首先，《女俘虏》是她事后十几年的回忆，里面有很多想象、创造性的成分，那么，用它来进行分析，就缺少一定的客观性。南印度游记则是一个完全私人性的记录，而且在印度南部的旅行，也谈不上是全球史。伊丽莎白·马什的故事，读者之所以觉得精彩，在于琳达·科利作为历史学家展开的分析和想象。

“马什的第二段旅行，科利说她冲破家庭的束缚——这层含义是历史学家赋予她的。琳达·科利花了很多笔墨去分析当时的背景，比如对于马什丈夫的全球性移动的生活所展开的分析，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要强于对马什的分析，因为她的丈夫就是一个真正从事全球性活动的商人，而且关于她丈夫的材料也比较多。还有，科利对时代背景，诸如七年战争、英国在全球范围的殖民地，甚至包括独立战争的全球性影响等等，这些分析都很出彩。正是这些出彩的分析，把史料上的不足冲淡了一些。这其实是很多微观史写作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史料过少，历史学家就会展开想象，对于微观全球史写作中存在的过度诠释的问题，张旭鹏认为，像《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般“以个人为主体的微观全球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传记，历史学家在写传记的时候会与传主共情，赋予传主一些额外的东西，比如科利赋予了马什很多现代女性意识，比如她独立的个性，对婚姻的不满，想寻找一个独立的婚姻……”。

作为另一部微观全球史作品《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的译者，张旭鹏以此为例进一步谈到，“朱宗元被作者塑造成一个非常有时代意识的人，他有一个强烈的意识，要用天主教来重新诠释儒家，他觉得这是他的使命。但这样的诠释，放在当时一个很普通的儒家知识分子身上，他是不是真的能肩负起这样的使命，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能够让作者去分析他的内心”。过度诠释，是微观史写作要面对的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当然，想象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

何以经典——微观全球史的意义

《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能够引进到中文世界翻译并出版，蒋竹山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从学术史的脉络上回顾了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继而到微观全球史的转向。

蒋竹山回忆说，在他读硕博士的九十年代，正是新文化史当道的时代，不少相关著作都推出了繁体中译本，而近二十年来，研究趋势则转向了全球史。“欧阳泰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三本书，有史景迁，有戴维斯，他们都在关注人物。史景迁是不是全球史书写的取向，这很难讲，大概他还是在文化史的书写中关注人物，而过去，我们提到戴维斯，更是将其视为新文化史的战将。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历史书写的转向的呢？”蒋竹山说，“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我们看到的是，在所谓的全球史的书写中，关注的人物也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小人物’，但在小人物的跨大洲的移动中，人物的能动性被‘提’出来了。当然，在一些微观全球史的著作中，这个人物也不一定要跨大洲，就是以全球的视角看微观的人事。谈全球史一般会被认为是谈一个非常大的议题——不管是在空间或者是时间上，而比较忽略人物的能动性，那么，微观全球史就是重视起人物的能动性，在新文化史跟全球史中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过去新文化史研究把‘社会’给丢掉了，微观全球史就是把过去丢掉的社会经济又‘拿’了回来。当然，过去年鉴学派也谈大历史，里面有地理环境，有社会经济，也有人，但人的能动性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科利的书中，你感觉人是被大时代的漩涡带着跑的，但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意志也很重要的，微观全球史会强调这个。”

he Last Embassy：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蒋竹山还与读者分享了几本微观全球史的新近研究动态。“欧阳泰的新著The Last Embassy：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讲的是荷兰的使团到中国的故事。类似的，还有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新著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她关注的是马嘎尔尼使团中的两个翻译。此外，也有研究某一地的，比如景德镇的全球史的。去年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期刊组织了一个关于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专号，邀请了几位全球史学者讲全球史中的地方。有兴趣的读者关注一下这个专号呈现的个案研究，就会比较清楚这些学者讲的微观全球史到底是什么，研究方法是怎么样的。”

比较的视野：女性与女性的世界

张德文的研究更多关注妇女，她从比较妇女历史的角度分享了她的阅读体验。她选择性地参考了两部八九十年代较为经典的欧美妇女微观史著作及一部中国妇女史著作进行比对。微观妇女史的代表性著作非常多，张德文的选择是比较具有个人偏好的，她选择了Laurel Thatcher Ulrich所著的A Midwife’s Tale: 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助产士故事：马莎·巴蕾德的生活》）和英国历史学家Caroline Kay Steedman的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好妇人的人生景观：母亲和我的人生》）。Ulrich和Steedman都是上世纪较早关注微观层面书写女性历史的研究者，两者对材料的挖掘和重新发现都有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Ulrich对生活在新英格兰，生命跨越殖民地时期和美国初建时期的助产士马莎·巴蕾德留下的日记进行显微分析和解读，重构了这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出生、卫生、食物、经济、贸易和农业活动的历史。以往的历史学家往往认为巴蕾德流水账式的日记过于日常普通，对历史分析用处不大。Ulrich则另辟蹊径，在大量细致入微地阅读和分析中，读到了助产士日记中反映出来的人口出生变化趋势、婴幼儿死亡率、日常家庭生产贸易、食物配给、气候变化、地区交通运输概况等等这些往往深受年鉴学派偏好的重大议题。作者Ulrich也因此书而获得学界瞩目。Steedman自传性质的对母女两代人的书写则依靠回忆和人类学式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方法，解构了一个伦敦工人阶级家庭的母女两代人生活，从而揭开成长的阶级密码。文章的精彩之处是对母亲这个人物的描述：始终贯穿母亲一生的对物质的追求，作为女儿的作者写道，来自母亲童年时代的物质匮乏。母亲来自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她的童年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一直到晚年，母亲保有对象征身份地位的奢侈品的渴望。作者Steedman分析自己与母亲长年失和、无法互相理解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用马克思主义女权分析方法解释阶级情感和欲望的构成。她笔下的工人阶级女性并不是革命的，而是将社会已有秩序和资产阶级的物质欲望内化，并终生处于望而不得状态的一个女工。Steedman的分析直接有力，将母亲和自己作为研究对象，不可谓不坚强倔强。

Ulruch 和Steedman 这两位学者发表于上世纪末聚焦于地方社会的微观妇女史作品和科利的微观全球妇女史作品发表前后相差二十年，形成了有趣的比较阅读。正如几位老师讨论到的，此间历史学界主要关注点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妇女史作为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免不受历史学转向的影响。全球史研究和写作的兴起正是其中之一重大影响因素。如果说Ulrich和Steedman的地方性研究帮助我们从妇女史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肌理的构成和社会各项因子的互动变化，包括情感构成的社会阶级性及其传承，那么科利的研究则佐证了妇史角度研究全球史的可能及其启示意义。科利对宏观历史的把握运筹帷幄，同时她对妇女史研究方法的把握也允许她对研究对象的家庭、婚姻和个人旅行有精准的敏锐度，是一部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就中国妇女史的比较阅读而言，科利的著作和曼素恩（Susan Mann)的《张门才女》（The Tak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也可作为有趣的比对。两者关注的女性生活在大致相当的世纪，生命大致落于18、19世纪之交，生活在当时最大的两个东西方帝国中。讨论的内容也都涵盖了女性的成长（母女、父女情感皆有着墨）、女性的旅行、婚姻、家庭生活、妇女写作等内容。尽管曼素恩的研究没有全球史的中心维度，而将重点置于晚清时期围绕科举制度而形成的男性、女性生命周期，但是她也关注到十九世纪欧洲崛起鸦片战争等因素对中国江南女性生活形态的深度影响和重构。

张德文指出，两部关注地域范围截然不同的作品在组织形式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都是沿着女性的生命发展历程——出生、成长、婚姻、家庭、写作、旅行、子女——这些线索展开讨论，从而达到在揭示女性微观层面的生活历史的同时，也帮助历史学家进行对更大议题（社会、经济、阶级、文化）等在普遍意义上的分析和讨论。比如就婚姻这个问题，曼素恩着墨于晚清理想婚姻对象的选择是确保家庭地位得以在科举制中的成功中得到延续。女性与男性的学识在晚清江南社会也因此各具特点，都受到重视。父母在子女的婚姻中扮演重大角色，对女儿的情感之深亦体现在对她的婚姻的细致周到的思虑及安排上。科利的著作同样有对十八世纪英帝国中产阶层妇女婚姻安排的详尽论述。马什对女儿伊莉莎白的婚姻有同样的思虑：囿于当时的境况（由于帝国战争伊莉莎白被摩洛哥所俘，与一同被俘的男子同关押数月），伊莉莎白的贞洁及其名声及社会地位如何得以保障？马什为了女儿有一个妥当的安置，甚至放弃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以赶赴到女儿身边。若对这一议题有兴趣，两部作品还可就晚清帝国和英帝国妇女史研究与写作进行更多的比较思考与分析。它们都对帝国妇女研究写作提供了重大启示，科利的全球微观妇女史写作对二十世纪妇女史写作的意义也深远，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妇女全球活动更加频繁活跃的世纪。

可以说，在微观全球史的书写中，其核心是以微观的个体来回应/体现全球性的某些重大议题，从这个目标上说，也许《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尚有可讨论之处。而作为一部经典著作，《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无疑是成功的，它包罗万象，可以阐释、解读的角度有很多，始终给读者和学者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