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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加]伊莎白（Isabel Brown）、俞锡玑著，邵达译，中华书局2013年1月出版，416页，66.00元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借马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异域的看法：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的、永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当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伊莎白（Isabel Crook）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离开加拿大前往兴隆场参加乡村建设实验时，她一定会认同这句箴言的前半部分：兴隆场如镜子一般反射出四川乃至整个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农村风习，呈现图景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去甚远。而对于出身小康之家、生活情调丰富的年轻学者来说，她能够在兴隆场看到的，是当地人拥有的一切远少于她的想象，不然她也不会作如此开篇：

大多数日子里，兴隆场——一个仅有八十二户人家的小集镇，看上去平淡无奇、缺乏生气，似乎恰是农村单调生活的缩影。

兴隆场周围数里以内，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居住在简陋的土坯屋里，绝大部分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大约三分之一入不敷出，另有一半勉强糊口。人们的衣服色彩单调，买不起夹衣的穷人要为过冬犯愁。人们的饮食单调，随着物价的上涨，穷人们会加大主食里蚕豆的比例，没有油，就用水煮干菜下饭。伊莎白等人无法咽下煮老的蚕豆皮而将其丢弃，这被邻居认为是浪费粮食的做法，多次加以批评。

与“洋学生”在价值观上有龃龉是自然的，对乡民来说，这位身穿白衬衣黑套裙、披着米色外套的外国女人虽然与兴隆场格格不入，但也不失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要她不惹什么乱子就好。但注意到当地妇女处境的伊莎白总因同情心和责任感的驱使，试图去做点什么。加入孙恩三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组后，她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调查全乡一千五百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鼓励缠过脚的年轻妇女读书，劝得病的乡民到西医诊所就诊，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改变当地吃盐困难的问题，伊莎白和同伴俞锡玑还试图创建食盐合作社，触动了当地哥老会和大盐商的利益，很快便败下阵来，乡村建设计划也随之名存实亡。

虽然实业没有成功，但伊莎白的深入调研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战时农村资料，完成了这本著作，为后人近距离观察战时中国的乡土社会提供了窗口。沉浸在作者的娓娓道来中，你可以感受到许多历史学家试图揭露的“真实的中国”，经典如费孝通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近有王笛新书《碌碌有为》从微观视角展露的市民风习，以及近代社会组织的巨大转折给战时农村带来的深层褶皱。

一、兵荒马乱的贫穷

对于兴隆场的贫瘠，伊莎白首先将其归于地理因素，一是绵延的低山丘陵使得可耕种的农田支离破碎，其次是灌溉水源的不足，最为重要的春雨也常常缺席。在引入新稻种和梯田垦殖技术后，生产力有所提升，但没有带来普遍的改善，贫富分化的金字塔结构逐渐形成。伊莎白调查了一千四百九十七户居民，其中拥有六十石稻田的大地主有十二户，与一百三十六户中小地主、有地商人构成了金字塔的上层；中小农户及手工业者可以混个温饱的有五百四十七户，占比百分之三十五；最为穷困潦倒的无地佃农、赤贫自耕农是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共有八百零二户，占比百分之五十五。

对占比百分之九十的“下等人”，伊莎白有个极为精彩的比喻：他们的命运就像露在外面的衣服袖口和裤脚，最先被岁月磨破。那些原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在灾祸面前显得尤为弱不禁风，轻轻一击，整个家庭就会瞬间瓦解。

不幸的是，这样的灾祸实在是太频繁普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抗战军兴，即使兴隆场并不在漩涡的中心，但战争与变乱总会如涟漪一般荡来，从深处搅动着这个集镇的根基，引发权力格局的嬗变和民众命运的颠沛。比较典型的，例如征兵问题，一个青壮劳力的离开可能造成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失衡，连续被抓壮丁甚至会导致宗族的衰败，那么负责征兵的乡绅、保长就拥有了一项生杀予夺的大权。当然他们也还要对上负责，努力凑够指标人数，否则也可能遭遇牢狱之灾，先前从乡民身上搜刮的油水也得吐出来。

四十年代的兴隆场梯田

袍哥冯庆云便是如此发迹的。他通过经营茶馆积累了人脉，投靠义兴社做大了生意，在担任乡长的六年时间里，田产从二十石猛增至一百石成为本地头号地主，多半是借征兵之机敲人竹杠。按理说兵役法关于征兵年龄和免于服役条件的规定是明确的，但执行人依然有巨大的发挥空间，使得本应成为征兵大户的、有钱有势的大家庭逃脱兵役，将指标落在最穷、最落魄、最无助的那些人身上。伊莎白就亲眼目睹了这样一次征兵：

八名壮丁——有几个被五花大绑——在荷枪实弹团丁的押送下，准备去璧山报到。有个背上背着娃娃的女人放声大哭，双手扯住队伍里丈夫的胳膊，旁边没人管的年仅四岁的女儿则一脸茫然仰头望着父母，显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老妇人绝望地搂着儿子。一名壮丁默默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脑袋被脖颈上的一颗大痦子顶得歪向一侧。另一人骂骂咧咧直呼倒霉，因为这次征兵仅三个保有份，结果就摊上了自己。一名团丁回应道：“傻瓜，怪就怪你生错了地方，这年头中国人没有不倒霉的！”

如此私人化的表述和“壮士出川”的历史记忆似乎是大相径庭的，在后一种语境中，川省在抗战初期进行了慷慨盛大的宣传，三百万将士在父辈“国难当头、匹夫有分”的教诲下奔赴前线，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事实上，宏大叙事总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肉情感细密缀成的，民众对抗战的支持和对兵役的抗拒并不是一个悖论。据徐乃力、侯坤宏等人研究，中国军队的平均死伤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三，平均四人上战场便有一人非死即伤。尤其是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死伤率比日军高出十倍，到了战争后期也高出三倍，如此高的风险自然使多数民众视从军为畏途。

倘若能做到公平行事，中国人是可以慷慨赴死的，而将征兵也变成一种剥削，无人心服口服。不公平存在于兴隆场事务的方方面面，富人和穷人、乡绅和乡民、男人和女人之间显著的不平等，起源于人的逐利本能，为资源流动提供了势能，但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后就阻滞了进步。

二、匪与兵：互通的两级

要解释这一点，土匪问题是很好的切入口。在兴隆场落草为寇的无非两种人，一种是吃不上饭铤而走险的穷人，还有就是逃避兵役的青壮年。伊莎白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土匪并不符合文人们惯常描述的“劫富济贫”形象，他们抢劫的目标没有大地主，而是属于中间阶层、靠经营副业赢利的乡民——例如卖完猪回家，兜里揣这一把现钱的养猪户，或有一两架现代织机，刚购入一批面纱或刚织完几匹棉布的纺织户。他们有现钱且毫无自保能力，从逻辑上讲确实是土匪最好的猎物。

但他们又是什么人？如上文所提到的，他们恰是那个最经不起灾祸冲击的群体，被土匪洗劫一次，就容易沦落成无以为生计的穷人。所以这个过程冥冥中似有循环：受到冲击——落草为寇——掠夺他人——逼良为匪。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底层互害，伤不到金字塔顶端的老爷们分毫，但后者才是灾祸的始作俑者，正是他们用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将底层财富蚕食到濒临崩溃的程度。伊莎白指出，地主除了心安理得享用佃农贡献的租子（全年收成的三分之二）外，还把贮存粮发霉、虫蛀鼠咬的耗损都转嫁到对方头上。契据里还暗含各种不成文条款，要求佃户为地主无偿提供各种服务，比如抬滑竿、代买东西、修缮房屋、看家护院等，事实上使佃农成了地主的附庸，很难挣脱这种依附关系而独立。

这种循环也显示出了“熟人社会”的特质，即所有人的生活轨迹都有交集，彼此命运交错。土匪即使脱离了原来的环境，还依然熟谙其规则并通过收集信息取利，他们知道谁家大约有多少财产，有多少雇工和劳力，有无自卫手段，与当地官员的关系是否密切等等。例如大地主曹跃显和蔡云清固然富得流油，却永远不会被列入他们劫掠的清单上，因为他们有人有枪，家里有多层的塔楼，视野开阔，军事化设计，完全可以抵御土匪的进攻，惹上这些地头蛇是极不划算的。

林耀华的《金翼》便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一群中学生被土匪劫持以后，他们试图隐藏自己本地人的身份，但被土匪轻易识破了。经过调查，土匪还逐个说出了他们的身世，谁是湖口店主的儿子，谁是县参议的儿子等等。县参议雷吾云得知儿子西文被抓后，立刻派人来谈判，土匪释放了西文并表达歉意，因为雷吾云在地方衙门有影响，完全可能找他们的麻烦。原本凶神恶煞的土匪笑着对西文说，为什么第一天不说自己是雷参议员的儿子呢，说了就不会亏待他了。

兵是合法的匪，匪是非法的兵，从暴力攫取利益的角度来说，兴隆场头面人物的本质与土匪并无不同。连年的军阀混战提供了一条非正常的阶层跃升途径，蔡云清就是混迹在军阀队伍里获得了权力。面对驻地29军士兵的扰民，只有“蔡旅长”带头出面斡旋，才有可能维护乡民利益。当中日空军在璧山空战后，中国飞机摔落在兴隆场的田野上，也是靠蔡旅长赶到现场组织指挥救援，将伤员送至璧山医院，并自掏腰包付滑竿费和医药费。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受到称颂的，但蔡云清绝非善类。他开在镇上的茶馆每日都有赌局，靠抽利日进斗金，并与鸦片商人勾搭，这些行为实质上都是对本不富裕的乡民敲骨吸髓。

三、国家权力的介入

总而言之，抗战初期中国农村这种以乡绅豪强主导的社会格局是反现代化的，它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对官方权力下探汲取资源形成了极大的障碍。国民政府内迁后，决心集全国之人力物力以持续抗战，就要在大后方进行一定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造，势必要开始新一轮的权力重组和利益分配。

1940年7月1日，基层政治区划启动改革，兴隆、大鹏两个相邻的联保合并为大兴乡。这项举措的名义是精简机构、减少开支，实际上的效果是大大削弱了各乡保长手中的权力，而且辖境重新进行了划分，使得以往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也随之被打破。手握人事权的县长委派大量外地人当乡长，代理本地精英的胥吏被扬弃，两方的明争暗斗颇为激烈。首任大兴乡长的唐恭义只干了七个月，期间被蔡旅长多次找茬，借口征粮办法不公告到县衙，最终被调出本乡。

第二任乡长唐友谭的日子也不好过，蔡旅长不但攻击其治匪无方，还唆使乡民联名指控乡长以权谋私。1941年3月，唐乡长在与驻军的冲突中落了下风，被关进重庆的军事监狱后花了两千元保释，回来后便立即卷款离职。任职时间最长的郭安康可谓深谙人情世故，上任后即去茶馆拜码头，自掏腰包请蔡旅长等头面人物吃饭，但最终也是无所作为，其关于禁烟、禁赌、反腐的种种措施均告失败。

以禁赌为例，1941年夏，郭乡长召集本地士绅开会，督促他们兑现捐款助学的承诺。蔡旅长首先发难，主动表示将拿出部分赌场收入作为修缮学校的费用，郭乡长顿时进退两难。如果应承下来，就等于承认赌博合法，此前严格执行的禁赌措施就显得区别对待；如果拒绝，那就是和蔡旅长撕破脸，以后的工作更加难办，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

更为复杂的是战时军粮的征收问题。在国民政府介入前，地主冯庆云主管收税和义仓，其核定税额自有一套标准，又因人而异，无权无势的小自耕农最为吃亏。为平均税收，政府重新丈量登记土地，但兴隆场的测量规则极其复杂。因为地势崎岖、土地形状极不规则，当地人遵行一套按产量计算面积的方法，计量标准（旧石、新石、市石）和土地类型（山田、梯田、旱田）混杂使用，形成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外人包括外来的官员难以摸清门道。这就类似于王安石变法的基层遭遇，执行标准过于严格明确就会造成“一刀切”的不公和过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要耗费大量人力，迁延多时却收效甚微。

对于自己1940年至1941年在兴隆场的经历，伊莎白认为是一个现代化改革浪潮席卷而来又盛极而衰的过程，他们撤离时的心情是失落的。但伊莎白并未中断对中国的热爱和研究，1947年她与丈夫大卫·柯鲁克穿越封锁来到解放区，以河北省武安市石洞乡的十里店为样本进行土地改革研究，并完成了以之命名的著作。1948年，柯鲁克夫妇到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英语高等教育教材，培养出新中国首批外事干部。在北外躬耕七十余载后，2023年8月20日，一百零八岁的伊莎白在北京辞世。

伊莎白在家中与年轻时照片合影

兴隆场后来的权力斗争主要在冯庆云和孙氏兄弟之间进行，抗战胜利后，当地豪强在反共与亲共之间抉择不定。蔡云清在袍哥好友的劝说下避居璧山，孙宗禄拒绝了冯庆云合作反共的要求，也离开了兴隆场。冯庆云则继续盘剥乡民，解放后投靠地主武装负隅顽抗，很快便被镇压，作为反革命匪首被枪决。至此旧的权力体系土崩瓦解，兴隆场走上了中共土地改革和行政改制的正途，新时代开始了。

四、余记

镇上有两户做香的人家，每家男人的工作就是去屋后竹林里砍竹子，然后削成长短一样的竹条。妇女负责把木炭灰调成糊，均匀涂抹到竹条上（这时小孩也会插手），再送去别人那里敷一层散发香味的药粉，木炭和药草集市上都有出售。这两家人一天能做大约三千根香，即便全卖掉，顶多也就挣四五块钱。

这是伊莎白描述的一段副业生产情况，如此细致鲜活的生活场景在书中比比皆是，令人印象深刻。透过这些纷繁的人间烟火，读者可以感受到系于生计的喜怒哀乐，体察出苦涩的时代况味：在极不稳定的战时农村，平民的百般挣扎也难以完成财富的积累，因此便无法形成足够力量的中间阶层。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群体，底层社会和上层权贵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只有无休止的盘剥蹂躏。当矛盾和仇恨不可调和时，赶上权力格局变化的风潮，社会革命便会异常暴烈。

国民政府的权力下探乡村，在行政、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现代化改造，重拾保甲制强化控制，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企稳的一种方式。但在资源匮乏（包括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借助“劣化”精英来进行改革，而后者则依靠公职身份扩充自身权力、追求不当利益，使得地方的政治秩序依旧紊乱。有学者认为，“兴隆场困境”反映出国民政府改革中的固有缺陷，即权力下移的党国体制过于理想化，在汲取资源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地方社会的抗拒。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今天，如何在基层执行国家权力，需要进行何种程度和方式的干预，仍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兴隆场》依然有常看常新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