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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梁家旗 荀超 陕西西安报道

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丝绸之路、华丽的汉赋、充满批判意味的乐府诗、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的《史记》……说起距今2000余年的西汉，你会想到什么？从参与工作算起，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已经与西汉王朝打了30多年的交道。汉景帝阳陵、汉文帝霸陵、薄太后南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

在一次次的考古工作中，在不断的学习和阅读中，他也在心中塑造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西汉王朝。

江村大墓K15 出土的部分彩绘着衣式陶俑（图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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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大墓露真容背后：历代相承的考古工作

1966年，窦皇后陵西侧，白鹿原西坡江村附近的百姓在修整农田时，曾发现过一批小型的坑。后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王学理先生带领考古队进行了发掘。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了动物殉葬坑47座，出土有陶俑、陶罐，以及羊、马、猪、狗、鸡、鹅、鹤等动物骨骼。彼时人们认为这批动物殉葬坑属于窦皇后陵的陪葬。而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已证明，该区域在汉文帝霸陵即“江村大墓”西南约700米处，应为霸陵的陪葬。

左一：焦南峰 右一：马永嬴 左二：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

1975年，当地百姓在南陵封土的西北侧修水塘的时候，发现了相似的小型坑。同样是在王学理先生的主持下，考古队清理了动物殉葬坑23座，发现了砖栏、陶棺、木栏（木椁）以及马、羊、狗、犀牛、大熊猫等动物骨骼。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在对西汉帝陵进行整体调查工作，对霸陵和薄太后南陵的地面遗存进行了勘察记录和测量工作。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也曾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工作。“其实那一次已经勘探到了江村大墓，也发现了4条墓道和很多陪葬坑。”马永嬴说。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成立的汉陵考古队（以下简称考古队，领队为焦南峰先生），正式进入霸陵开始工作。2011年至2013年，为了搞清陵区的范围和主要遗址的分布情况，考古队对霸陵和南陵陵区范围内的遗存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

“当时对江村大墓进行了复勘确认，钻探结果确认了其有4条墓道、周围有大量外藏坑、外围有陵园设施的皇帝级别的陵墓。”马永嬴说。

201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对霸陵8座外藏坑、薄太后南陵3座外藏坑的发掘。发掘工作持续至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汉陵考古队找到了围合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外陵园墙，为确认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提供了一条关键性的证据。

在霸陵考古的工作中，并没有出土直接的文字证据。但也正是因为历代相承的考古工作所得到的一系列缜密证据链，加上最后关键证据的出现，才让考古工作者确认，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

“这些年考古的最大成果，就是找到了真正的汉文帝霸陵。然后以此为基础，搞清楚了霸陵的形制布局，从学术研究来讲，弥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马永嬴总结道。

江村大墓 K32 马骨出土情况（图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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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霸陵的关键：琢磨帝王的心思

考古，是在破解前人留下的谜语，是与文物和历史现场的直接对话。放在江村大墓的发掘上，马永嬴说就是要“琢磨他的心”。前任汉陵考古队队长焦南峰曾经说过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当遗址、现象没法解释的时候，你就去想皇帝是怎么想的。”而在马永嬴这儿，尽管远隔两千余年，古人与今人的情感依旧是相通的。

“我是慢慢了解他的。”他，说的就是汉文帝刘恒。

这位谦恭谨慎的皇帝，早年因僻居远方，而在政治斗争中避免了杀身之祸。后外藩入祠嗣，坐上帝王的宝座。他站在权势与富贵的中心，却能够宽仁节俭；他身居高位，却依旧爱民重农，并且废除了肉刑这一极端的刑罚。他的“仁政”，拉开了文景之治的序幕。马永嬴感叹于汉文帝的功绩，也为他的聪慧所折服，尤其是汉文帝所提出的“列侯之国”和“众建诸侯少其力”两条政策。

扶持刘恒继位的是太尉周勃。《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曾记载：“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堂堂帝王，岂能屈居他人之下。于是，在贾谊的建议下，他提出了“令列侯之国”的诏令，也就是将居住在长安的列侯，遣送回各自的封国，以免每年劳民伤财地往长安运输贡品，并让周勃带头执行。而针对那些势力强大、封地富庶、人口众多、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的诸侯王国，汉文帝实行“众建诸侯少其力”，将其封国分为数个小王国，由原封国之王的数个儿子继承。“汉文帝是很有想法、很有作为的一个人。”马永嬴认为。

了解他，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霸陵。霸陵外围共有100多座外藏坑。最初，考古工作者认为，所谓的外藏坑，不过是因为皇帝的陪葬品过多，主墓室放不下，因而埋在外藏坑中。但是霸陵的发掘，彻底推翻了考古工作者的这个想法。

“后来根据出土的文物发现，外藏坑其实是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象征着地下官署机构。”马永嬴介绍，霸陵的外藏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俑。而陶俑身边官印的印文，则清楚地写明了所在官署机构的名称。这种情况，其实在阳陵发掘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例如，阳陵的16号坑曾出土了一个大官之印。何为大官？大官就是太官，汉代负责管理皇帝膳食的官员。而在16号坑中，除了几十件陶俑，还出了盆盆罐罐、锅灶之类的陶器，以及骨头、贝壳等。另外还在其他坑中出土了“宗正之印”“东织令印”等。

江村大墓K27出土一组印章（图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但是一座陵墓的发现具有偶然性，考古需要更加有规律的现象，才能得到科学的推断。而在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中，稍显“凌乱”的外藏坑，已经让考古工作者难以厘清其排列的规律。霸陵外藏坑的发掘，才能与阳陵外藏坑的排列相呼应：“外藏坑围绕着帝陵，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现。”这代表的是皇帝的一种政治理念，即汉文帝希望在地下王朝的格局中，仍旧以他为中心。

“弥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也就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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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社会图景：朝气蓬勃、锐意进取、令人向往

研究了西汉王朝30多年，马永嬴通过对历史文献的阅读和考古工作实际的开展，不断加深着对汉王朝的认识。

“西汉社会是质朴的、朝气蓬勃的，像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马永嬴讲起初期的帝国，就像是谈论一位远方的朋友。

考古队业务干部讨论 焦南峰（左三） 马永嬴（左二）

同时，这又是一个锐意进取、非常有闯劲的社会。“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到很远的西域、北方去立功。中华民族的这种气魄，这种勇敢的探索精神，在史书的记载中到处都是。”马永嬴语调昂扬地说。人人都知“犯中华者虽远必诛”，但实际上，这句话最早出现就是在西汉时喊出来的。汉宣帝时，匈奴郅支单于侵犯西汉疆土，杀汉使。当时的西域都护府副使陈汤攻灭匈奴单于，并将其首级带回长安城。“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两千多年的汉文，借由历史的记载，传诵至今。而这种坚决抵御外敌侵犯的精神，也随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至今。

而在马永嬴看来，汉王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形成了成熟的国家管理制度。

西汉王朝初建立的时候，本是汉承秦制。但在此基础上，还推行了“郡国并行制”，既有分封制，也有郡县制。“这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思潮作出的调整，也是楚汉战争时期，刘邦兑现为了壮大军事实力开出的空头支票。”马永嬴说。实际上，刘邦建国之后，仅仅剔除了秦制中过于严苛的部分，一直到汉文帝继位，才引入“仁政”的观念。在汉文帝的统治下，西汉社会得以减轻赋税，废除残酷的肉刑，放松对民众的管制……“他把这个制度改造得更具人性化，这才是对制度的创新。这也是文帝最大的贡献。”马永嬴如此说。

汉陵考古队合影

“我们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国，应该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树立文化自信。其实在中国古代，我们在思想理念、技术等多个方面，都是远远超过西方的。”例如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故事。西汉时，齐太仓令淳于意被诬陷后，被押送至京城长安，接受处罚，他14岁的小女儿缇萦上书汉文帝，提出肉刑不利于犯罪的人改过自新。汉文帝不仅听取了缇萦的建议，免除了淳于意的刑罚，还一并废除了肉刑。那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改造罪犯的思想远比残害他的肢体更重要。而在16世纪西欧国家的法典中，却还有不少残酷的刑罚。马永嬴感慨道：“尽管民主是一个现代的词汇，但其实在西汉的时候，皇帝已经会通过各种渠道深入了解民意和民情，听取建议。这是不容易的。”

虽然西汉王朝距今已有两千余年，人们只能通过文献和考古工作，了解到其强大、繁盛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但是马永嬴却觉得，想象中的这个西汉王朝，离自己并不太远。“通过考古实物结合文献资料，我发现这还真的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会！”与秦汉考古打交道了30余年的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如此说到。

（图据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