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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赵普光

乡贤文化本身是极为驳杂的，百年来乡贤文化书写的变迁也是曲折和复杂的。面对多声部、多面向的乡贤文化书写，要全面地呈现文学历史的多元繁复，一种可行的较优化的思路是以史料为方法的研究。以史料为方法，是指研究者的阐释和判断更多地是以史料的处理来体现。

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和数位同仁近些年以史料为方法对乡贤文化百年中国书写进行了研究尝试，最终编纂完成了这部《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中国现代文学中乡贤文化文献叙录与编年纪事》（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3年版）。与之配套的上下两卷《中国现代文学与乡贤文化文献汇编》也已完成，将要出版。

《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中国现代文学中乡贤文化文献叙录与编年纪事》算是第一部以史料为方法对百年中国文学中乡绅乡贤文化系统整理研究的工具性和研究性兼备的著作。此书中，笔者和同仁试图保持乡贤文化的弹性和张力，勾勒百年乡贤文化书写的复杂历史变迁，并试图发掘其中现代性的曲折发育和未来可能。

在体例上《城乡之际与斯文变》确立社会史与文学史互动的框架，具体落实为三大编：第一编和第二编分别为“文学文献叙”和“研究文献叙录”，文学叙录和研究叙录均采取历时的顺序编排，前者呈现出乡贤文化书写在百年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变迁和多重面相，后者呈现出乡贤文化及其研究在从晚清以来至今百余年间的发展和多样理路。

第三编是“编年纪事”，即通过百余年来的历史事实、现象、节点的挖掘，让包蕴丰富历史讯息和文学意涵的史料、史实自我言说。

让史料说话，绝不意味着著作者深度的研究工作及文学立场、判断的取消。恰恰相反，没有作者大量的研究，没有价值判断和学术判断，史料的整理是不可能实现的。那种价值取消主义的简单的史料堆积，并不能实现对纷繁史料的爬梳剔抉和学术抟结，史料依然是散沙一盘。要将“散沙”凝聚、建构并葆有丰富的可能，研究者主体的学术工作和判断甄别选择必不可少。

我们的判断、观点和研究都浸透在本书的各个方面，试图想做到盐溶于水的结合。比如关于起点，我们选择1898年，这有着严谨的史实依据，也包含着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判断。1898年不仅仅发生了戊戌变法，也是在本年，湖南官绅推行新政掀起了“兴绅权”的时代舆论。

我们撰写的每一条叙录，不仅仅是对文献内容的事实概括，这里面也包含着判断。在编年史部分，史实的选取和简要的评点，也力图做到在百年间文学文化变迁的坐标中进行理性定位和扼要阐发。

当然，限于种种原因，我们目前无法作到尽善尽美。我们也不可能将所有相关文本“竭泽而渔”地全部体现。我们搜集、积累和写作的相关内容比目前本书呈现的要多出很多倍，但是很多材料不得不忍痛割爱了，如本来设计的且已完成的中国台湾乡土文学文化的文献，就全部放弃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乡绅乡贤及其文化等问题本身是复杂的、历史的和多向度的，本书用广义的“乡贤”来概指这种形象谱系、人物群体及文化现象。

诸多因素使得本书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尽管如此，毕竟我们在努力遵循典型性、历史性的原则，经过爬梳、甄别、遴选和反复推敲凝炼，希望尽可能呈现出较能经受住考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绅乡贤文化研究的成果，努力在原创性和工具性两个方面都能实现，为乡村文化研究、乡土文学研究的再出发和不断推进，提供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多样的研究可能及我们的思考。

总之，《城乡之际与斯文变：中国现代文学中乡贤文化文献叙录与编年纪事》以史料为方法，以文学史、文化史互动为视角，以文学史为聚焦，保持乡贤文化概念的弹性张力，在中西古今的维度中系统整理并立体呈现乡贤文化百年书写的全景，梳理乡贤文化书写研究的曲折变迁，发掘其丰富的意涵和多重的面向，寻绎其现代文化文明生长的丰沛可能。

当然，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限于问题的复杂性、史料的庞杂以及撰写者的水平等，能否达到预期，则祈学界方家批评指正，也需更长时段的历史去检验。本书是向百年来乡土文学创作、研究及乡土社会文化研究的前彦时贤们的致敬，也是对未来更多同行者和后来者的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