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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非遗大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责任重大。

大众日报推出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文化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话题展开讨

■齐鲁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史前至晚商时期是其形成的基础阶段，西周至春秋早期则是齐鲁文化的产生期和生成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是其成熟发展期，统一的秦汉帝国是齐鲁文化得以弘扬和发展的关键期

从海岱考古看齐鲁文化之根脉

□ 孙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作为中国考古的中坚分子，山东考古是国内最早建立和完善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地区。海岱考古的不断推进，证明了齐鲁大地文化发展的绵延不断、博大精深，为中华文明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贡献，充分表明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海岱文明无间断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泰沂镇其中，东临黄渤海，西接华北平原，历史上著名的四渎之黄、济、淮都经过这里，在《禹贡》九州中占据了青、兖、徐三州，虽然地理较为复杂，但地形开放，与外围的冀、豫、雍、荆、扬诸州关系密切，物产丰富，发展出强韧的文化传统，史前时期考古学上称之为海岱历史文化区，简称海岱地区，历经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经过商周两代的代谢，后来主要发展为齐鲁文化。

早前山东已经建立起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这个发展序列，向后可以和商周—齐鲁考古学文化相链接，接续起五年多年的文明传统；向前，随着近年来考古探索的推进，我们发现和发掘了跋山、水泉峪、凤凰岭、赵家徐姚、扁扁洞等旧石器文化中晚期以来的重要遗址，将这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延伸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全国率先建立起10万年以来绵延不绝的文化谱系，更加凸显了海岱考古在实证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上的重要作用。

跋山遗址群的核心是跋山和水泉峪遗址，其中跋山遗址地层堆积厚近8米，测年显示其年代距今10—5万年，水泉峪遗址地层堆积超过10米，测年数据显示其距今6.5—2万年。通过对这两个代表性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出的剖面在地层层序、年代与文化内涵等方面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十分难得，文化发展可分为四期，奠定了跋山遗址群乃至山东及华北地区距今10万年以来古环境变迁与文化演化研究的背景框架。

沂河头遗址探方及探沟水泉遗址位于沂水县崔家峪镇水泉子峪自然村北部，发现于2022年4月。2023年2月初，对该区域开展20平方米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编号标本1706件，此外还有大量筛选品，均为石制品。

跋山遗址群的考古工作系统完善海岱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文化发展序列，清楚揭示了山东旧石器技术发展特点及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将华北、华中乃至华南脉石英旧石器遗存完整连接，说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连续发展的特点在旧石器时代便已显现。

更深层的含义是该发现——晚更新世以来的连续文化堆积、无间断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均展现出本地区人类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距今6-7万年的第二期旧石器文化发展态势，更直接否定了末次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清楚展示出本地区乃至中国与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持续演化发展的路径，为中国与东亚现代人起源研究再添关键新证据。

赵家徐姚、扁扁洞、张马屯等文化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的文化空白，展现了山东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研究上的广阔前景。特别是赵家徐姚遗址，不仅发现了北方地区最早的陶器之一，以及丰富的石器、动植物遗存，还发现了大范围管理用火、祭祀、埋葬死者、采集狩猎的多种迹象，这些发现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相互关联的以人类行为方式为核心的信息网络，诠释了在旧新石器时代转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行为方式复杂化，思想观念也展开了一系列转变，两者的呼应，让我们对农业起源这一国际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理解更加深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赵家徐姚遗址是世界级的发现。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诸文化一步一个台阶，完整展现了海岱地区从聚落初兴到早期国家的发展历程，是苏秉琦先生“古文化-古城-古国”经典论述的生动再现，这些考古成果逐渐拼合出中国东部地区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路径，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大辛庄、前掌大、齐鲁故城、琅玡台、齐长城、稷下学宫等考古发现逐渐揭示出齐鲁文化的深层内涵，展示出海岱地区逐渐融入以华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过程。

从“大汶口”到“龙山”

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的1500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海岱地区彼时正处于大汶口到龙山文化社会之中。

实际上，海岱地区社会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已有加速发展之势，大汶口作为大型聚落渐成社会中心，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化程度。大约从大汶口中期阶段开始，与其他地区一样，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开始加速，不仅首次出现了焦家这样的城址，围绕高等级聚落开始有普通聚落集聚，区域社会开始孕育，向着实体化发展，社会分化亦随着加剧。到大汶口晚期，城址更加普遍，以汶泗流域为代表的区域社会逐渐成形，岗上、垓下、禹会等城址开始成组出现，野店-岗上-西康留沿着京沪一线南北展开，并且周围聚落更加密集，已经形成群落。标志着以城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已具雏形，成为一个政体。

不过从焦家、岗上等聚落看，彼时的大汶口人都还是以血缘为纽带组织社会，以家族为单位聚族而葬，可见只有在血缘体系内才能体现个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利，个人的身份地位与财富经济没有直接关系。从墓葬中随葬的武器与宴饮器具来看，个人威望的提高依靠彰显武力与宴饮才能；随葬品大量的发现在各等级的墓葬中，也能体现大汶口墓葬中浓郁的厚葬和攀比风气，这种风俗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海岱人，直到今天的社会有时仍然会通过大量宴饮和其他仪式活动彰显死者的身份，以使生者获得荣耀。

大汶口到龙山的过渡阶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虽然文化传承上看似十分自然，但在很多地区文化内涵正在发生悄无声息的转变。龙山文化的聚落和社会一方面延续了大汶口以来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其社会风俗正在转变。这一时期，区域社会正式成形，城市这一社会结构逐渐成熟，首先城内居民不按血缘关系划分居地，而是开始杂居，个体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细胞，人口密度更大，居民的职业身份更加多样，工业生产和产品交换活动都发达起来，相应地贸易系统逐步形成。从聚落形态观察，龙山社会存在三级聚落结构：基层聚落-围绕基层中心形成的聚落圈-围绕地区中心由多个聚落圈构成的区域社会。

但目前研究表明，这些区域社会政治上都是相互独立的存在，没有附属关系，其政治形态或许就是早期的城邦社会。

八角星纹彩陶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乘着发展的势头和累积起来社会基础，从大汶口文化中期海岱地区开始向外扩张，到大汶口晚期不仅占据了淮河以北苏皖北部广大地区，并且向西挺进到中原腹地，其影响则远迈于此，向南深入到长江流域，向西括晋南而达关中，向北则到了西辽河流域。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西进对中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原地区虽然在庙底沟文化阶段非常强盛，一度对大半个中国都产生了强烈影响，但其本身传统一直都是朴素的，社会分化很小，也没有发展起类似大汶口文化那种以复杂棺椁和葬仪以及宴饮、奢侈品为代表的社会制度。而到了龙山阶段的陶寺文化（位于山西），一下子从墓葬制度到宴饮、奢侈品都齐备了，甚至犹有过之。这些现象看似突如其来，在当地找不到渊源，却与海岱地区类似，因此学界普遍相信这些制度应该都来自于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

到了龙山晚期阶段，带有大量东方因素的新砦期遗存（位于河南）也是突然出现于中原腹地，为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因此，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阶段，作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组成部分，海岱地区贡献良多，特别是观念和制度等。

物品与技术是文化交流中容易实现交换的几类，但观念、制度（意识形态）却是很难被不同族群接受的。因此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对海岱地区传统的接受，不仅是文化传播那么简单，背后会有族群迁徙的原因，而且必须是重要的高等级的人过去，才能带来这些新的观念和制度。而这正与我们看到的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持续到龙山文化的西进有关。

海岱文明的特质

岳石文化承龙山之末而兴，但人口锐减，很多地区聚落稀疏，罕见大型城址，也正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岳石文化象征着海岱地区的衰落。

但我们在城子崖发现的岳石版筑城墙与著名的“一门三道”的遗迹现象无疑表明，岳石时期中心聚落财富更加集中，可支配的劳动力也大幅增加；城内大量超大灰坑、窖穴的发现也表明岳石时期社会组织可能较龙山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社会财富进一步地集中，这也是为什么岳石大聚落更富、小聚落更穷的原因。

无论是史书、传说还是考古资料，均表明这个时代中原夏王朝与海岱的东夷族群交戈频繁，这种财富集中的体制可能正是适应了战争的频繁因而取代了龙山相对松散的政体。

但我们也在史书、传说中留下了“太康失国，后羿代之”的历史事件，留下了海岱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当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海岱地区下一个辉煌，便是东周百家争鸣的时代。在旧大陆古老文明的“轴心时代”，印度、中东、希腊以及中国都出现了哲学和思想的巨大突破，并由此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影响后世。

在中国，这个重心便是齐鲁，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说到：“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 这个重心便是齐鲁。”无独有偶，著名学者徐中舒先生也认为：“秦汉以前，齐鲁为中国文化最高区域，必有文化上的凭借。”

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在海岱地区达到鼎峰，齐鲁文化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主体之一。

齐鲁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史前至晚商时期是其形成的基础阶段，西周至春秋早期则是齐鲁文化的产生期和生成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是其成熟发展期，统一的秦汉帝国是齐鲁文化得以弘扬和发展的关键期。

这其中，鲁文化贡献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儒家思想。

儒家文化的基本表征在于仁爱思想和对“礼”的维护。考古学材料颇能提供一些佐证，如鲁故城布局最能体现其对周礼的遵循，宫城居中，郭城环绕，内外城制、中轴线分布，“士者近宫，耕者近门”，“前朝后市”布局，是目前先秦都城中最符合《周礼?考工记》的“礼制”都城形制；再如，老农业局墓地、新泰郭家泉墓地、平阴周河墓地等又表明礼制下沉至平民阶层，这在其他诸侯国是见不到的，既体现了鲁地浓厚的尊礼传统，一定程度上也是儒家人本观念的体现。

山东曲阜祭孔大典。

齐文化则主要构建了后世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

规模宏大的齐都内遍布手工业作坊，专业化生产经营，尤以冶铁铸铜最为突出，渤海南岸分布大量的制盐作坊，并由此诞生了最早的盐铁专营制度和管理思想；齐都周边乃至齐国范围内分布大量的高台建筑，南面山脚下是高耸的王陵区，这些景观建筑是齐国统治阶层强化王权的手段，也对国民思想产生影响，成为树立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遍布全国的齐地八主祭祀系统成为后世自然神祭祀系统的主体架构；齐故城内出土的大量陶文可能表明齐国都城曾出现过里坊制度的雏形，这也是城市管理制度的创新；稷下学宫的创立更为后世官学创办提供了范本。

以《管子》为核心的齐文化强调礼法并用、农商皆重的治国理念，相较于鲁文化对价值和原则的坚持，齐文化更强调实用与务实，更加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

周代是华夏文化的形成期，华夏意识逐步渗透，以天下观念的认同覆盖了广泛地区，产生了特殊凝聚力，并由此诞生了华夏文明体系和传统。

齐鲁文化不仅为华夏文明体系的构建贡献了制度框架和精神内核，而且深植中华文化传统之中，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