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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4-29 03: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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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4日19:00,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做客三联书店美术馆店,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一起带来对谈“我与清史研究”。当天恰逢阎崇年先生的90寿诞,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鲐背之年的阎先生满头银丝、精神矍铄。


    宋志军(左)和阎崇年(右)

    阎崇年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已逾一个甲子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学术研究中,清史始终是阎先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领域。清史研究的魅力何在?阎先生清史研究的关注点与治学方法是什么?清史研究与阎先生其他学术研究的关系又是什么?如何将学术研究与大众出版相结合?在阎崇年、宋志军两位先生在对谈中围绕为人与治学、研究与出版的主题与广大读者进行分享。

    研究努尔哈赤花了二十年

    对谈开场,阎崇年先生介绍了他早年研究方向的两次转向。首先是研究先秦史转到清史;研究清史原本从康熙入手,是入关以后开始,后来又转到入关之前,以努尔哈赤为突破口来研究清朝史。

    这在当时是个很困难的题目,学界尚未有人攻克。阎崇年说:“1963年到1973年,10年时间我完全用来看原始资料。从他们老祖宗猛哥帖木儿,元末明初开始。明朝的实录,清朝的史录,朝鲜李朝的实录,我倒查,查到元末明初,那时我找到朝鲜史料的记载,努尔哈赤的老祖先就是猛哥帖木儿,我理了10年,这篇论文写成了。”

    文章写成了,阎崇年发现努尔哈赤的传记在当时还没有人写过,于是他又着手写《努尔哈赤传》。这本书1973年着手准备,1983年出版,一晃又是10年。


    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

    “所以努尔哈赤研究,我整整花了二十年的时间。”阎崇年感慨道:“我敢说一句话,跟努尔哈赤有关的中国的材料、朝鲜的材料、日本的材料、明朝的材料、清朝的材料,汉文材料、满文材料,我都见过。就是王国维讲的作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努尔哈赤研究的材料,我基本是‘望尽天涯路’才敢说这个话。每研究一个问题,要望尽一次天涯路,不断地望尽天涯路,不断地前进。”

    由于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本研究努尔哈赤的学术专著,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出版后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人看到我这本书,就请我到东京东洋文库清史研究室做学术报告。美国的学者,搞清史的都知道这本书,也请我到美国去做学术访问,做演讲。”阎崇年回忆道。这本书还获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5年,阎崇年被评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正研究员,他说,“这就是回报,是对我的肯定。”

    在北京史和清史交叉点选题目

    宋志军提问道,阎崇年先生选定清史研究60年,到今天还在继续,说明很专一。可与此同时,满学这个学科实际上是阎崇年开辟的,他还研究北京史,那就是说除了专以外,还有广博的,治学道途上的专精和广博是什么关系?

    阎崇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任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重点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当时所里开学术会议,阎崇年写的努尔哈赤跟北京历史文化没关系,但又要交论文,怎么办?

    “我就找学术的交叉点。努尔哈赤和袁崇焕交叉,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袁崇焕被皇太极给克了,所以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研究北京史绕不开袁崇焕,北京的龙潭还有袁崇焕的祠堂,东花市斜街还有袁崇焕的墓。所以我在清史和北京史之间找一个交叉点——袁崇焕。”阎崇年说。

    虽然袁崇焕是明代人物,但阎崇年认为“明清不分家”。“清承明志,你明朝不了解,清朝就搞不明白。另外明和清是互相对立的,你从明朝看清,它的问题看得很清楚。反过来从清朝看明,也看得很清楚,这就叫辩证对立统一来观察问题。”

    他还指出:“我们历史学研究选题和出版社编辑抓选题一个道理。人物就抓历史一、二流人物,三流人物我不研究。康熙算一流人物,袁崇焕算一、二流人物,按地位也算一流人物,影响大,国外也知道袁崇焕。你到美国讲一个知县,没有人听的。”


    《阎崇年史学论集》(清史卷、燕史卷、满学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7

    他的很多论文都是在北京史和清史交叉点选题目。例如康熙是清史题目,也是北京史的题目,因为康熙出生在北京;故宫也是北京史和清史的交叉点。逐渐地,他的学术研究覆盖了明史、清史、宫廷学、北京史和满学,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阎崇年史学论集》五卷97篇论文,收入上述五领域的成果,呈现出阎崇年丰富浩瀚的学术样貌。

    学术的过程是“约-博-通”

    宋志军提问道,阎崇年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是清朝的开国史,但他有一篇文章写清朝的八次历史机遇,把整个清朝通贯下来;讲康熙大帝的时候,还跟国外的大帝进行比较,这又变成世界的眼光。阎崇年先生的历史研究既有断代的“根据地”,又有通贯的眼光和横向的比较,这样的方法和视野如何养成?

    阎崇年先生以戏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为例。他说:“梅兰芳先生讲过,唱戏开始少,会一出戏,后来多,能唱好多出戏,最后又少。梅兰芳先生最多的时候可以唱多少出戏?我问过梅葆玖,梅老先生可以唱多少出戏?他说大概可以唱百十出戏。梅先生是大家,可以唱百十出戏,开始学只一出戏。梅先生晚年就是《贵妃醉酒》《宇宙峰》《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等,我数过,他就演五出戏左右,经常唱这五出戏,由多到少,由少到多,这就是精。”

    “换到学术研究就是三个字,第一是约,简约的约,开始看《东华录》的材料,后来就多,数十万字甚至百万字看,最后又少,少到很精。少到努尔哈赤就变成一本书。这个过程我就说三个字‘约-博-通’,到通了就可以成家了。”阎崇年说。

    那么,做历史研究做困难的地方在哪?阎崇年认为,第一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第二要用别人没用过的史料。“《史记》那些材料,研究《史记》的都看过,你能找到一篇别人没看过的,功力就超过他。所以我做论文,不一定能完全做到,但争取做到一定有创新,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用过的史料。”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