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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种绿，一万种蓝》是印度小说家安努拉达·洛伊于2018年出版的小说。小说的故事核心为一个名为梅什金的男性回忆她的母亲和一个德国艺术家从印度私奔的故事，通过新物证的不断重现，这些回忆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不断发生改变，最终让整个回忆成为了一段不仅是爱情哀歌的故事，还同时勾勒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氛围以及战争中个体生命的渺小。

《一千种绿，一万种蓝》，作者：（印度）安努拉达·洛伊，译者：谭雪冉，版本：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

追逐自由生命的嘉亚

当一个故事的核心是“一位印度母亲跟着一个欧洲艺术家私奔”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给这个故事预设出很多的阅读期待——这必然是一个和女性权利以及自由选择相关的故事，这个故事必然会涉及印度的性别问题和婚姻中地位不平等的问题等等。甚至可以说，这些已经不再仅仅是印度女性小说的主题，而是已经成为了当代小说的普遍主题。然而，将问题写明确并非是小说的主要任务，小说故事所要做的是发挥自身叙事的复杂功能，用大量的细节和繁茂的旁枝杂叶将读者引入更加广阔的思考地带，于是我们能在这部小说中读到，小说家安努拉达·洛伊并没有将梅什金的母亲嘉亚特里·罗萨里奥的生活放置在一个极度忽略女性、生活自由被大量压榨、毫无任何自主选择权利的刻板印象式的印度家庭里，恰好相反，小说中嘉亚的生活氛围，无论婚前还是婚后，都处于一个在印度属于开放风格的家庭中。嘉亚的父亲阿格尼·森在当时愿意带着女儿去跟随艺术家旅行，愿意让女儿学习舞蹈。嘉亚虽然被视为异类，但由于父亲的保护，得以让她拥有宽松的成长环境。然而，在旅行过后，体力不支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人希望尽快将这个格格不入的女孩子嫁出去。看似嘉亚的生活将要被迫陷入传统家庭生活的囚笼中，但是在前来相亲的男性中，直接表示愿意迎娶嘉亚的那位内克·昌德，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印度男性。当其他人建议不要迎娶这个充满野性、生活出格的女孩时，内克·昌德不屑地表示，“我从来没有被智慧和勇气吓跑过，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算什么？”

在与内克·昌德结婚后，这个男人的确如他所说具有相对开放宽容的视野，他并不要求嘉亚放弃自己的爱好，不要求她像传统印度妇女那样全身心投入到家务当中，对一些亲戚所持的“女人跳舞是让自己的男人看的而不是让其他男人看的”之类的观点，内克·昌德也只是付之一笑。然而从家庭生活的细节能够看出，内克·昌德的开放宽松只是相对于传统印度社会而言的，他虽然并不反对嘉亚继续跳舞，但他将跳舞这件事情局限在家庭生活的休闲式爱好当中，却无法将之视为嘉亚梦想的一部分。

最后他说：“画画，唱歌，跳舞，这些都是很美妙的事情。每个人都有爱好，但有爱好的同时，也要有严肃的事情”……“你知道我有多宽容吗？有时候我感到绝望。每个人都钦佩我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他们在我的休息室里说，他允许他的妻子拥有一切自由，让她做任何她喜欢的事情。可是有一天……”

“所以我的自由是你所在铁质保险箱里的东西？在你觉得合适的时候才施舍给我？”当母亲这样发火时，钟不再滴答作响，狗躲到了床底下。

因此，尽管内克·昌德相对思想开明，但由于两个人对于自由认知的本质不同，导致梅什金的父母大部分时间在生活中并没有共同语言。梅什金回忆说，他们就像是两种调色板上截然不同的颜色。在这样的生活中，嘉亚会不断回想自己父亲曾经带自己见过的那个名叫瓦尔特·施皮斯的德国艺术家，会在鳞茎状的天空下回想起施皮斯的女伴贝丽尔·德·佐特，一个擅长舞蹈的艺术家，回想起她曾经在游轮上见过的诗人……这些回忆构成了一个她所向往的自由世界。直到有一天，那个名叫瓦尔特·施皮斯的艺术家又回到了这个印度城镇上寻找过去的东西，贝丽尔·德·佐特也认为嘉亚需要更自由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舞蹈天赋，于是，便有了“一个母亲跟着德国艺术家私奔”的传言发生。嘉亚本来想带着梅什金一起走，但由于当天学校发生了意外，被留堂的梅什金耽误了和母亲约定的时间，自此母子二人便在不同的世界里分离。由于城镇上人们的传言，让梅什金和他的父亲内克·昌德都生活在被人鄙视的环境中，这导致梅什金曾经充满了对母亲背叛家庭的憎恨。直到几十年后他打开丽萨阿姨寄来的她母亲曾经写下的信件，他才一点点理解母亲曾经的生活选择，知道了母亲走后如何思念自己，也知道了曾经亲密生活的母亲竟然对住在隔壁的布里坚叔叔有着爱意。

施皮斯在巴厘岛时期的绘画。　

一位德国艺术家的真实历史

除了嘉亚追逐自由和爱情的故事外，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主要人物无疑是那位名叫瓦尔特·施皮斯的德国艺术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瓦尔特·施皮斯并不是作者完全虚构出的人物，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德国艺术家。瓦尔特·施皮斯是1895年出生于俄罗斯的德国原始艺术画家，1923年时，为了探寻艺术素材，瓦尔特·施皮斯抵达了印度尼西亚，在日惹和巴厘岛居住过一段时间，这也是小说中嘉亚与施皮斯第一次相遇的时间。当小说中的嘉亚遇到施皮斯的时候，后者的无限追逐自由、充满活力的生存方式吸引了她。在梅什金阅读母亲留下的信件时，对于嘉亚提及和布里坚叔叔之前发生情愫的段落会令人感到困惑，因为它在小说中显得有些突兀而且并没有太多的前后铺垫，这或许是作者想要进行一种侧面澄清的尝试，借助这个插入的桥段来让嘉亚的内心活动更加深化且复杂，同时更重要的是撇清嘉亚和瓦尔特·施皮斯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之间的生命关联超越当地传言中的“私奔”，而变成嘉亚在信件中所说的那样——只是听着施皮斯讲述自己的经历，就能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心理安慰和对生命自我进行追寻的向往。

施皮斯是一个有着复杂经历的艺术家，作为出生在俄罗斯的德国人，他在出生地必然不会受到欢迎，同时，身为艺术家的他回到德国后，也发现那里并不是能让自己拥有故土感的地方。

“从苏俄回到德国后，他并没有家的感觉。他身边的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每一句话都言听计从……我想，在自己的国家居住却有一种客居他乡的感觉，那是多么不愉快的一件事啊。他说，他害怕自己会变得像他们一样——为了在那里获得归属感，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全部，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出卖自己。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即使这意味着离开朋友和家人，他也要走并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安身之所。”

可以说这一点才是施皮斯与嘉亚之间真正的灵魂共鸣，嘉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离开了自己居住的城镇。本来，施皮斯可以在巴厘岛找到相对寂静的艺术创作之地，但是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地区还属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德国人这个身份具有了敌人的意味，小说中描写了施皮斯的两次入狱以及被逮捕审判的经历。（洛伊在小说中是以完全同情的笔触来书写这个艺术家的，在故事里他是个纯真且不会伤害任何人感情的画家；但在涉及施皮斯的其他纪录片中，人们更倾向于赞同当时荷兰对施皮斯的裁决，即他患有恋童癖，并且凭借外国人的身份与巴厘岛的年轻男性发生过剥削性质的性关系）1942年，被判决有罪的施皮斯被荷兰驱逐出境，他与其他477名囚犯一同搭载一艘名为“范伊莫霍夫号”的商船被押往锡兰，途中这艘船遭到了日本战机的攻击，船员做出了荷兰士兵优先撤离、而将德国人留在船上的决定，最终施皮斯和其余囚犯一起随着被击沉的商船沉入大海。2021年，荷兰军事历史研究所宣布重新启动关于这个事件的调查，并且将于2024年公布调查结果。

“他们说，当船沉没时，他非常平静地坐在那里，抽着自己的烟斗。”

小说以这种方式宣告了施皮斯的死亡，也宣告了嘉亚生命中最后期待的终结。这些段落伴随着叙事者梅什金对母亲一生的真正经历的谅解以及穿插出现的对战争期间印度社会的回忆一同出现，让小说的主题变得更加深远。小说开头，六十四岁的梅什金正准备写一个郑重其事的遗嘱，但在读完邮寄包裹中的这些信件后，他在结尾选择将未完成的遗嘱扔入海中。因为人生还有很多尚未了解、尚未完成的事情——即使那些事情或许只是琐碎的私人真相，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只有大海的浪潮声能容纳所有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哀歌。

撰文/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编辑/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