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糊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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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张淑贤

出台程序化交易监管规定，加强对高频量化交易监管；制定私募证券基金运作规则；完善极端情形的应对措施；严肃查处操纵市场恶意做空等违法违规行为等……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国九条”），对交易监管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

多位市场人士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国九条”提出的关于加强交易监管的一系列具体举措，践行资本市场监管的政治性与人民性，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也体现出对中国资本市场中小散户占比较大国情市情的充分考量。

规范发展程序化交易

新“国九条”明确要求出台程序化交易监管规定，加强对高频量化交易监管。这是程序化交易监管被首次写入新“国九条”。

同时，证监会拟出台《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试行）》（下称《管理规定》）。沪深交易所相继发布了细化业务规则和具体措施。

多位受访市场人士向记者表示，程序化交易监管的目的，更多在于规范发展，而非限制。

数据显示，我国程序化交易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目前程序化交易投资者持股市值占A股总流通市值的比重在5%左右，交易金额占比约29%。截至去年底，全市场报告程序化交易账户11.9万个。相较而言，部分成熟市场程序化交易占比超过50%。

对于程序化交易的影响，市场认为其有两面性，一方面能提升市场活跃度，改善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程序化交易特别是高频交易具有明显的技术、信息和速度优势，还存在策略趋同、交易共振等问题，容易加大市场波动。

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汤哲辉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程序化交易纳入合理合法的监管体系，可提升市场透明度，减少交易中的暗箱操作和不正当竞争，推动程序化交易规范发展，有利于投资者作出更明智的交易决策，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管理规定》还坚持“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对北向程序化交易监管作出安排。

北向投资者是程序化交易的重要使用者。《管理规定》明确，内外资均纳入交易报告制度。去年9月以来，证券交易所已建立实施程序化交易报告制度。目前，包括公募、私募、券商等在内的各类投资者已纳入报告范围，北向投资者作为内地市场的参与者，纳入报告制度是应有之义。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研究形成针对北向投资者信息报告的初步思路。报告内容上，与内地投资者总体保持一致，包括账户基本信息、资金信息、交易策略等。报告路径上，考虑先由投资者向香港经纪商报告，再转由港交所通过沪深港通监管合作安排，提供给沪深交易所。实施安排上，将为存量投资者设置过渡期，存量投资者在过渡期内完成报告即可，新增投资者需在完成报告后，才能开展程序化交易。

差异化监管高频交易

除了程序化交易，规范高频交易也是新“国九条”关于加强交易监管的重要举措。

目前，证券交易所对高频交易的筛选标准是，每秒最高申报速率300笔以上，或者单日最高申报2万笔以上。从筛选结果看，高频交易账户数量总体不多，但交易金额较大，约占程序化交易额的60%。

从境外市场情况看，高频交易一直是各国监管机构的关注重点。比如，日本对高频交易实行强制登记，欧盟对高频交易实行差异化收费，美国则将利用程序化交易实施“幌骗”的行为认定为市场操纵进行处罚。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管理规定》，充分借鉴国际市场监管经验，从维护市场公平和交易秩序出发，对高频交易提出了更严格的差异化监管要求，涵盖了额外报告机制、差异化收费、交易监管适当从严等方面。

汤哲辉表示，对高频交易严格监管，可能会影响部分依赖高频交易策略投资者的反应速度及交易收益，但整体制度安排，还是体现了坚持“趋利避害、规范发展”的思路。实行差异化监管要求，说明监管部门并非要把高频交易拒之门外，但也不能听之任之，而是希望通过管控消极影响因素，提升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更好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管理规定》加强对高频交易监管，突出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符合我国市场上中小投资者占比居多的现实，实际操作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市场大幅波动风险。

强化震慑力量和健全预期管理

除了程序化交易、高频交易，新“国九条”在加强交易监管方面还提出包括制定私募证券基金运作规则、完善极端情形的应对措施、严肃查处操纵市场恶意做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违规交易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

新“国九条”还提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重大经济或非经济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评估内容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框架，建立重大政策信息发布协调机制。

一系列举措，旨在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明泽投资董事总经理马科伟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严查操纵市场、恶意做空等行为，预计可以有效打击做空势力，强化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完善对异常交易和操纵市场的监管标准，可防止不公平交易行为扭曲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

汤哲辉也表示，新“国九条”提出加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强化底线思维，完善极端情形的应对措施，表明监管部门会在市场出现严重脱离基本面的非常情况，比如出现非理性剧震、流动性枯竭、市场恐慌及信心严重缺失等极端情形时，果断出手进行纠偏，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