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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网站3月22日文章，原题：泰戈尔：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人 当前，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波折重重。一些分析家预测，今后几年两国关系将更加恶化，也不会有合作的未来。然而，大多数亚洲人和世界上许多人都希望看到两国和谐相处。扭转局面的办法之一就是回顾两国为建立现代国家而奋斗的时代，并认真对待那个时代的一位重要思想家泰戈尔，一位曾设想过这种和谐的人。

2024年4月恰逢泰戈尔首次访华100周年，也是学习泰戈尔思想的好机会。泰戈尔访华时，印度正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而中国处于“屈辱年代”。在那个苦难深重的时代，他的访问象征着两国处境的共同性和建立新纽带的尝试。

泰戈尔访华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对西方思想的地位争论不休。泰戈尔在中国演讲时，反对将现代性等同于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他说，“对人精神的揭示才是真正的现代性：我站在它一边，因为我是现代人”。

他的观点得到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赞赏和欢迎。梁启超在介绍泰戈尔时表示，印度和中国过去曾有过广泛的接触——最突出的是通过佛教——但这种接触因殖民扩张而中断。西方殖民主义不仅打断了积极的文明交流，还助长了相互猜疑和误解。梁启超认为泰戈尔的来访重新点燃了两个古老文明在现代的交往。

泰戈尔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两国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泰戈尔的影响。泰戈尔访华后，有多名印度人访问中国，也有多名中国人访问印度。可以说，印中关系在1954年达到了顶峰，当时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而随后两国关系的破裂无需赘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泰戈尔在中国的知名度有增无减。泰戈尔广为人知，并且出现于中国的教科书中。当印度和中国都在重新审视其遗产的重要性时，他的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

我想强调泰戈尔思想中值得当今世界关注的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泰戈尔认为，在西方现代性中，道德进步没有跟上科学进步的步伐。今天，中国和印度都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关于中国和印度的现代性将采取何种形式的讨论也在进行。两国都在努力厘清其现代社会组织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以及与古老文明传统的关系。

第二是对“全人”的看法。泰戈尔认为，人只有在寻求精神上的扩展和与全人类的团结时，才能找到自我表达。因此，他寻求人类的有机统一。个人应该努力成为“世界工作者”，既拒绝无根的世界主义，也拒绝狭隘的地方主义。

第三是关于泛亚洲和亚洲团结。泰戈尔认为亚洲不是一个种族或地理范畴，而是一个历史和政治范畴。亚洲不同文化的融合将发展出“一种自信的精神自由感，一种独特的真理观”。

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合作不仅将决定两国的人民，也将决定人类本身的未来。遗憾的是，目前两国之间的接触少得可怜。中印两国与西方的接触远远多于彼此间的接触。

因此，纪念泰戈尔访华100周年，并且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寻求亚洲思想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这首先要求亚洲各国相互了解和理解。中国在印度的形象，或印度在中国的形象，大多由西方的叙事所塑造。讨论往往集中在现实政治和狭隘的利益方面，我们需要更广泛的接触。

泰戈尔本人对其访华的重要性看法是，“如果通过这次访问，中国能走近印度，印度能走近中国，我将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这不是为了政治或商业目的，而是为了无私的人类之爱”。（作者阿奇什曼·拉朱，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