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博啥情况

83年前的今天，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离世。逝世八十余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人生故事已被世人广为传颂，作家学者争相为这个神秘女作家立传作赋，为她的作品或人生提供解读，正如伍尔夫自己在《到灯塔去》中所言：“一个人需要有五十双眼睛来观望。她想，要从四面八方来观察那个女人，五十双眼睛还不够。”

英国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第一版于1984年问世，在国内已有译本，2006年，戈登在此书的修订版中增添了许多新的思考，今有幸将其译出。比起昆汀·贝尔作为“内部人士”为他的姨母写的传记，戈登的版本似乎少了一些权威的光环和窥私探秘的诱惑力，而在许多伍尔夫研究者的眼中，它似乎也不及赫米奥娜·李（Hermione Lee）那部包罗万象的长篇传记更加详实、细致。然而，它一定属于伍尔夫本人最欣赏的那类传记。戈登指出，修订版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强调伍尔夫作为传记作家的一面——这里指的并非她的戏仿传记《奥兰多》或《弗勒希》，也并非她为友人罗杰·弗莱所作的那部授权传记，而是她为书写生命（常常是生命不为人知的一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

在总结、体悟伍尔夫本人的生命创作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戈登的这部传记似乎以一种具象化的方式展示了伍尔夫对于传记艺术的构想，它本身就是一部伍尔夫设想中的“新传记”的样本。于是，我们看到，传记作家在观察、塑造写作对象的同时，也被她的写作对象反向塑造，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交互模式，作品本身也呈现出一种圆融的嵌套结构，而它们最终指向的，是从松散、流动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来的“存在的瞬间” （moments of being），是无法被归类的生命种属在暗夜和沉默中的进化时刻。

这种对于“阴影”、对于实验性生命存在的关注将我们引向了修订版的第二个目的：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的再度探讨。戈登认为，伍尔夫对于生命写作的探索一开始就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然而，“它比二十世纪末以‘解放’为旗帜的女性主义更微妙也更复杂，因为后者把弗吉尼亚·伍尔夫局限在一种简单的、以女性的愤怒对抗男性权力的意识形态中。在她的写作人生中占据主流的，是一种更具建设性也更有远见的女性主义：对权力本身的拒绝，探索比‘雌雄同体’更深层的天性的需要”。“女人的天性是什么”，伍尔夫反复追问，但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仍需六代人的时间才能获得解答。

在这部传记的修订版中，戈登从二十一世纪的视角出发，将这个更具先锋性的女性问题引入读者视野：在当今时代，“女性的关注点已从权利和就业机会转向了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即一个由‘局外人’（Outsiders）组成的群体可能对全球政治做出何种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修订版的两个关注点紧密相连，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隐藏在第一种生命书写的实践之中。本文摘编自修订传记的译者译后记，因篇幅限制，文章有删节，非完整版本，小标题有调整。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英] 林德尔·戈登 著，谢雅卿 译，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

异域的探索者

在林德尔·戈登的传记里，弗吉尼亚·伍尔夫被呈现为一位不知疲倦、永不止步的探索者，她探索的不仅是知识的海洋、生命的体验，更是一片不为人知的“心灵的异域”。伍尔夫虽不像许多现代主义作家那样拥有旅居或流散经历，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异乡人”，但作为一位无权进入高等学府圣殿、受到精神疾病困扰的女性，她始终站在“局外人”的行列，讽刺并批判她的男性朋友享有的教育特权，抨击医疗体系对精神病人的摧残，反抗强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标签。她毕生致力于创造新的语言形式、叙事方式和文学体裁，以便更有效地再现“局外人”（女性、工人阶级、“普通读者”、无名大众、外族人、病人等）的生存境遇和内在生命体验。她的视野中始终存在一片属于未知之物的“鱼鳍”，召唤着她驶向浪涛翻涌的汪洋大海。对于无法被同化的“他性”的追逐是她探索未知经验的渠道，让她能够超越主流的文化体系、传统的语言范式和既定的等级制度，而去跨越边界、弥合分歧、体验未知，去发现、改变和创造。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她和姐姐凡妮莎·贝尔“生来就是探索者、革命者、改革者”。读者往往从审美维度和形式技巧层面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现代小说的革新与重塑，却不够重视她思想中的颠覆性与革命性，也较少关注她的诸多先锋理念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理解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也要从她对传统传记的批判与革新出发。众所周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学者莱斯利·斯蒂芬，他曾是《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主编。几乎所有为伍尔夫立传的作家都要从她与父亲的关系入手，戈登的这部传记也不例外。戈登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伍尔夫的所有作品都是“反辞典式的”（contra-dictionary），它们的立足点都在莱斯利·斯蒂芬主编的那部传记辞典的对立面。伍尔夫曾说，如果她的父亲活得再长一些，那么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的她可能就不会存在。二十世纪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反叛与继承彰显在紧张又微妙的父女关系中，也体现在侧重点不同的生命书写实践中。伍尔夫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头权威传记以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地描写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以长篇大论的事实材料纪念英雄人物和帝王业绩，其目的是对读者进行知识灌输和道德教化，对此，她直截了当地提出质询：“是不是只有大人物的生命历程才值得传写。失败者和成功者，名不见经传的和声名赫赫的—难道一个曾经生活过并留下一段生命轨迹的人，就不值得书写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

除了写作对象的选择，伍尔夫还质询了传统传记再现生命的方式。1927年，她在《新传记》（“The New Biography”）一文中提出，传记写作的目的是要将“花岗岩般坚硬的事实”和“彩虹般捉摸不定的个性”熔铸为“一个无缝的整体”。当然，将这两种属性截然相反的“真实”融为一体绝非易事，伍尔夫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传记文学是一门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传记作家受到书信、日记、回忆录等事实材料的约束，而洞悉人物的性格，钻入人物“古怪的灵魂”、“奇特的肌体”却都需要传记作家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何在两种“自相残杀”的事实之间寻找出路，成了传记这类文学体裁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新传记》里，伍尔夫赞扬了哈罗德·尼科尔森和利顿·斯特雷奇的“新传记”写作。她指出，二十世纪的传记作家开始模糊事实与虚构的差别，为的是寻找一种更有效的“传达个性”的方式，探索描写对象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换句话说，新一代的传记家拥有更多能动性和自主性，他不仅记录历史的外部事实，更要切入内在真实，用艺术的方式诠释历史；他“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判断的权利……他不再是一个编年史家；他已经成为一位艺术家”。“新传记”代表人物利顿·斯特雷奇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认为历史和真理应该经由艺术来诠释，以便使其更有价值和意义，如他所言：“未经诠释的真理就像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样无用；而艺术是伟大的诠释者。只有它才能把大量的事实整合为一个意义非凡的整体。”

《时时刻刻》剧照。

林德尔·戈登的这部传记便体现了“花岗岩”与“彩虹”的精妙熔铸。她以扎实的考据功夫、敏锐的洞察力、丰富却有度的想象力、精准细腻的文字，捕捉到了伍尔夫生命中“存在的瞬间”，将其化作“一圈光晕，一个半透明的气囊”，它让人想起伍尔夫在1906年遥望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产生的艺术感悟：教堂穹顶“像玻璃般轻薄，被吹出了饱满的曲线；又像金字塔一般坚实稳固”，好的艺术作品便应该像这样结合起“严格的形式和微妙的感知”。阅读戈登的这部伍尔夫传，丝毫没有从外部去切割、划分、再现一个传奇女作家的生命历程之感，读者仿佛直面着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一件圆融的艺术品，一颗充满诗性的心灵，每一字一句的精雕细琢，每一次对作品的阐释、对素材的征引、对史实的考证，每一处暗示和留白，似乎都在随着这个有机体自身的节奏呼吸、流淌、搏动。

艺术地阐释历史材料绝不代表篡改真实，相反，它探索的是内在之真与心灵之真，是被历史的聚光灯忽略的普通事件，是无法言说的留白，是杰出的艺术心灵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过去的共情与再创造。如今，人们早已认识到客观真实的不可获知，认识到历史与历史编纂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戈登同样点明，每部传记都有它的“偏见”，每段人生留下的可见痕迹也都是不完整的，除了证据确凿的事实，传记作家们还可以“告诉我们血肉丰满的，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事实”。因此，弗吉尼亚·伍尔夫把她洞幽察微的目光移向了沉默的边缘群体和心灵的隐秘洞穴。1917年，她在随笔《古老的秩序》一文中称赞了亨利·詹姆斯对“阴影”的关注：“在阳光的照耀下，许多事物的细节都被抹平了，但在阴影中它们便能被察觉……在半明半暗的微光中，他看到的最多，也看的最远。”戈登反复援引这句话，并给出了许多具体例证来阐明伍尔夫对“阴影中的生命”的关注，从《V小姐谜案》到《拉宾与拉宾诺娃》，从《远航》里的深水怪兽到《夜与日》中的夜行者，从玫瑰战争中的母女到中世纪的无名诗人“阿侬”，从达洛维夫人的午夜沉思到被呈现为“黑暗的楔形内核”的拉姆齐夫人。当然，伍尔夫眼中的“阴影”不仅跨越了性别与阶级的藩篱，更挣脱了文化、语言、物种甚至生死的桎梏。举例来说，伍尔夫对外国文化兴趣浓厚，曾学习过多门外语，并广泛阅读外国文学和艺术著作；在她与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和姐姐凡妮莎·贝尔的私人通信中，她常常扮演猿猴、山魈、鸟类等动物，以拓展自己的表达空间和身份属性；她对劳动女性和工人阶级充满同情；她常常觉得死去的亲人依然活在自己身边，对于鬼魂和生死轮回都充满兴趣；她探索意识在宁静状态下的波流，将沉默引入叙事，追索语言与经验的复杂关系，并用她卓越、敏锐的艺术心灵将语言拉伸成一张透明的细网，捕捉并重塑既广阔又细微的生命瞬间。

种种对“他异性”的探索和追逐扩充了她的经验储备和心灵密室，因此，虽然她的人生经历有限，却可以在日常生活和细微琐事中探幽索胜。在创作的状态下，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漂浮在感觉之上的多孔的船；一块暴露在看不见的光线之下的感光板”。坚固的外部事实是海面的浮标、矗立的灯塔、结实的花岗岩，它们引出了水下深沉的波流和海面转瞬即逝的彩虹。将“存在的瞬间”嵌套在“非存在的瞬间”的精妙结构中，这似乎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命书写的基本模式。当这种模式与永不止息的探索精神相结合，它便成了一段驶向生命内部的航程；当它与非凡的艺术造诣相连结，便引发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现代主义美学实验；而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情况而言，它还与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碰撞，于是，这种生命书写实践便成了她为女性的独立与自由发声的渠道。

“女性问题”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字早已与“女性主义”紧密相连，《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三枚旧金币》更是被当作女性主义经典著述被广大读者阅读、称颂。毫无疑问，伍尔夫推动了女性争取权利的斗争，她伟大的思想激励着一代代女性去追求经济、思想和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她的“一年五百英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成了女权实践的最基本的构想。然而，她在性别议题上的先锋性是否仅限于这些老生常谈？在当今时代的语境下重提伍尔夫，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她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戈登这部传记的另一有趣之处在于，她犀利地捕捉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区别于一般女性主义的独特路径，就像戈登评价自己的性别理念时所说的：“或许我也不是个典型的女性主义者，我确实有不一样的女性主义主张。我是‘女性主义’的外来者，或者说局外人……女性主义并非女性模仿男性，而是女性吸收和发扬自己的传统，以创造一类新的女性种群。”

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第一部小说《远航》（1917）和第二部小说《夜与日》（1919）的时候，英国女性投票权运动正如日中天地进行着，《夜与日》的出版日期还恰好是投票权运动获得胜利的日期。在这两部小说里，伍尔夫都设置了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ist）这样的进步女性角色（《远航》中的伊夫琳·M与《夜与日》中的玛丽·达切特），然而，她们都不是伍尔夫渴望深度探讨的女主人公。在她笔下，这些所谓的进步女性更像是男权社会的复制品：她们崇尚男人们渴望的权力、武力和话术，遵循男权文化的内在逻辑结构。而伍尔夫的女主人公们—沉默的闺中女儿雷切尔·温雷克、在夜晚钻研数学的凯瑟琳·希尔伯里、家庭女性达洛维夫人和拉姆齐夫人、神秘又躲闪的罗达—她们不仅是男权社会的“局外人”，同时也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外来者”，她们并不为争取政治权力、控诉男权压迫而奔走疾呼，而是沉默地停留在属于自己的黑暗领域，探测着自己的天性，就像一群未曾浮出水面，甚至还未成形的深海动物。此外，戈登还在访谈中提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母亲朱莉娅·斯蒂芬和姑母卡罗琳·斯蒂芬（Caroline Stephen）都曾参加过反对女性投票权的运动，她们称自己为“前进派”（the forward party），她们反对的恰恰是女性参政运动中激进的那部分。当然，这并不意味伍尔夫不支持女性参与投票或希望女性回归传统角色，相反，她认为自己“至死都享有投票的权力”，但不是为了支持某个政党，而是为了“反对整个权力体系” 。因此，伍尔夫提出的或许是个更犀利也更长远的问题：女性究竟应该如何参与政治？女权是否意味着女性加入旧有的权力结构，扮演传统的男性角色，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与报酬？女性这个长久以来被男权社会放逐、压抑的沉默群体能为当今社会带来何种新贡献？

《时时刻刻》剧照。

毫无疑问，伍尔夫反对性别本质主义，渴望摆脱男权文化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但同时，她也拒绝将原本对立的等级结构简单地颠倒，而是试图消解这种二元对立。在1940年，当女性的基本的权力和自由尚不能获得充分保障时，她竟然提出“我们下一个任务难道不是解放男人吗？”—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它更多地包含着对战争和文明的思考，但或许，在她眼中，解放女性等同于解放男性，性别问题最终指向的是人性问题。她渴望用创造性情感和天然的幸福感把人从控制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她渴望探知在摆脱了性别的社会化建构和男权文化的话语暴力之后，两性究竟有何天然差别。而女性在被长久地放逐、异化、压迫的历史长河中，她们不曾言说的生命经验、未经试炼的潜能、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感知模式、因被他者化而生成的共情能力和创造力，究竟能不能成为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资源或另一条出路？1928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向剑桥大学的女学生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此次的讲稿便是《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前身）：女人真实的天性是什么？除了一年五百英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她更渴望探索女性的独特价值和进化空间。然而，这种追问无异于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当语言和思维本身都已是男权社会建构的产物时，我们又如何剥除层层叠叠的裹挟与窒碍，直指女性生命的内在核心？

于是，她将沉默引入故事，构想出自己独特的写作句式与叙事模式；她追溯女性的写作传统，在历史的遗迹中搜寻被遗忘和被忽视的女性声音；她创作出一系列非凡的女性形象，让读者感受到她们的韧性和灵性、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达洛维夫人和拉姆齐夫人以她们卓越的女性魅力聚集人群、维系秩序；不起眼的麦克耐伯太太成了《到灯塔去》中文明的修复者；莉莉·布里斯科用她的绘画将过去化作永恒；《海浪》里的苏珊拥有如大地般丰沛的孕育能力；纯净的罗达象征着精神能量的汩汩之泉；地铁站不知名的老妪唱着无法破译的神秘歌谣……而在《三枚旧金币》里，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了一个更加实际、具体、富有前瞻性和先锋性的计划，即一个由女性构成的“局外人社群”（Outsiders’ Society），期望她们能够阻止战争，能够建立一个“第三议院”，发出属于自己的政治声音，而不是重复男性的政治话语。例如，她主张“局外人”应以“无动于衷”（indifference）的态度对待战争狂热、自大和雄辩；“局外人”只为热爱而工作，一旦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就停止竞争；她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和帝国主义；主张为家庭妇女的无私奉献争取应得的报酬等。面对法西斯的威胁，伍尔夫并不主张以暴制暴，也不愿屈服于任何狭隘民族主义的奴役，她渴望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情感—由伟大的文学、艺术所哺育的情感，渴望唤醒人们对国土天然的热爱，对和平的追求，渴望暗影中的“局外人”能把沉迷于争权夺利和自吹自擂的刺眼强光中的“受奴役者”解救出来。

“女人真实的天性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自然属性和生物属性，但它并非是对性别本质主义的再度回归，而是对关于性别的知识话语暴力的反抗。它呼唤着由一种共同的异化经验带来的理解力、批判力、共情力与创造力，而去言说、书写、创作这种经验，让其形成一种自知自觉的集体意识、社会模板和历史势能，或许才是女性主义挣脱桎梏的未来。伍尔夫无法为这个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在演讲时，她感觉到，伴随着一道银色的闪光，这条未知的鱼溜走了—这个问题是对一百年后的我们提出的。然而，伍尔夫一直在探索与试验，在她职业生涯的末期，她感受到了个人经验和声音传播范围的有限性，于是，她试图将这种私人的声音变为铿锵有力的面向公众之声，渴望重建与“普通读者”和“无名大众”的联系，她参加公共演讲、撰写政论檄文、与工人阶级和劳动女性频繁交流、倾听乡村民众的表达。而在此过程中，她愈发受到“第三种声音”的引导，这使她超越了个人经验和性别属性，转而去探索生命存在本身和人与天地宇宙的关联，走向一个更加开阔的境地。

“海浪拍岸，纷纷碎裂”

在整部传记的十四章中，戈登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解析《海浪》这部作品，并将其视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精细勾勒出的生命样本，视为她所有“雄心壮志”的汇聚，这两章也是整部传记最流畅、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比起《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的盛名，《海浪》在国内学界和读者群体中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许是因为它过于复杂的写作技法和过于大胆的实验性让人望而却步，然而，一旦破译其密码，整个实验那清晰、严密的图示结构就得以呈现，它甚至像一台严丝合缝的精密仪器，而填充那精密骨架的血肉又是如此丰满，如此饱含诗性和生机，这让《海浪》成为伍尔夫“生命诗学”的经典例证和“表现活泼泼的生命艺术的典范”。关于《海浪》如何构筑了伍尔夫的生命样本，戈登已有精彩且详尽的阐释，在此无需赘述，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海浪》这部作品以及“海浪”这个贯穿伍尔夫生命始终的诗性意象，是如何构成了她创作生命的驱动力，决定了她的生命写作的轮廓和走向。

《到灯塔去》，[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瞿世镜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

戈登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坚信每一个人生都有它特别的模式（pattern）和与之匹配的形式，而作家本人的作品会告诉你他们需要什么形式。”这种模式构成了传记写作中“叙事的势能”，驱使传记作家去挖掘某个人生故事的内核，参透某个神秘的谜题，“就像一股滚滚的波涛……把心灵之岸上的卵石全部暴露”。在戈登眼里，“海浪”便是伍尔夫的创作生命的模式：“一波浪潮涌上顶峰，接着是一次低谷，但总有另一个浪头从远处涌起。”这预示着她不止息的探索精神和在创作上的不断进化。在人生末年追忆往昔的回忆录《往事札记》里，伍尔夫本人也表达过类似的感受，她感到在棉絮般纷乱的日常生活表象之下存在某种“秩序”，某种“隐藏的模式”，世间万物和所有人都与此相连，这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而我们都是作品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是语言；我们就是音乐；我们就是事物本身”。年幼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凝视花坛的一朵花时，体悟到人与世间万物的紧密相连，这就像拉姆齐夫人在遥望灯塔那“漫长而稳定”的第三道光束时突然获得了奇妙的认同感一样，拉姆齐夫人与光合为一体，她感到“树木、溪流、花朵……都合而为一（oneness）” 。这种“与天地共生，与万物为一”的东方式感悟来自伍尔夫非凡的感受力和敏锐的直觉。在《到灯塔去》中，她用“岁月流逝”一部描写长达十年的四季变迁、万物更替，而将人物的生死一笔带过；在《海浪》里，她用一天之内的潮汐涨落和日光角度的变换对应人物生命历程中的各个阶段；而在《往事札记》中，她将这些外在存在物称作“第三种声音”（the third voice）—海浪的声音、灯塔的光束、圣艾夫斯的育儿室、门前的花朵—在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她“一直在追踪着这些声音，一会儿朝着这边航行，一会儿又朝向那边”。正如戈登所言，这“第三种声音”既不属于她试图为自己和亲友的人生谱写一曲挽歌的私人之声，也并非她努力为女性、为普通读者和无名大众发出的公众之声，这种声音超越了个人经验，泯灭了性别的差异，走向了天人合一的胜境。在写作生涯末年，她的关注点已转移到人类的生存境遇以及宇宙自然的神秘造化，她渴望写一部自传，将私人记忆与“第三种声音”相连，将今时与往昔相连，将生命写作（自传、传记、回忆录、日记等）这种文类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定型，恰如她曾经宣称的，“传记艺术尚在萌芽阶段—更准确地说—它甚至还没有诞生”。

然而，《往事札记》并没有写完，这种非凡的生命探索也随着伍尔夫的自溺戛然而止，因此，我们很难预知这“第三种声音”本可能将她引向什么样的艺术终曲，但它似乎象征着一种洞悉一切的直觉，吟唱着生命的韵律和节奏，而用文字去捕捉这种节奏，便是一位以书写生命为目标的作家的最终使命。关于伍尔夫的死因，人们已有很多讨论和猜测：疯疾的再度发作、“二战”的威胁、理想的幻灭，种种因素或许共同导致了一个伟大灵魂的陨落。人们纷纷嗟叹她生命的逝去，也礼赞她生时的伟大成就。这让人想起《海浪》的结尾，在为伯纳德英勇对抗死亡的壮举唱颂赞歌之后（“死亡啊，我要朝着你猛扑过去，绝不屈服，绝不投降！”），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下了最后一句话：“海浪拍岸，纷纷碎裂。”（The waves broke on the shore.）这是一句不带感情色彩的陈述句，却衬托出人类生命的渺小与短暂，彰显出悲剧的宿命感，点明了天地之“不仁”。这便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它构筑了她最初的记忆，承载了她远航探索的愿望，形成了她创作生命的模式和节奏，象征着“存在的瞬间”流动翻涌的样态，言说着人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和谐统一，同时，也代表着宇宙大化永恒而无情的流转。

从批判父亲的传统传记模式出发，弗吉尼亚·伍尔夫重新选择写作对象，探求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人的生命的艺术形式，她将挚爱的亲朋好友在作品中永久保存，为女性和边缘群体诉说隐秘的生命经验，让人与自然在艺术中融为一体。戈登在追问伍尔夫的生命书写实践时，也为她的“新传记”写作理念提供了最佳例证，在层层交叠的文本之间，是两颗杰出的艺术心灵超越时空的理解与对话。

（本文内容系独家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弗吉尼亚.伍尔夫传》。）

原文作者/谢雅卿

摘编/张婷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王心